西藏珍贵古籍赞普“御经”仅存5函 亟需数字化

近日，有新闻报道“西藏古籍普查首次发现完整吐蕃时期赞普‘御经’”。为此，记者来到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进一步了解“御经”的发现过程及珍贵古籍的保护措施。

年代越早完整度越低 古籍完整保存下来不易

西藏图书馆副馆长边巴次仁介绍，关于该报道中提及的西藏古籍普查首次发现完整吐蕃时期赞普“御经”，其实是2011年在山南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时就已发掘，并由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申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且于2013年入选。

边巴次仁介绍，为了保证全区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顺利开展，在对各地市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之前，西藏古籍保护中心就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指导。2011年9月，古籍保护中心就在当时的山南地区举办了一个古籍普查登记培训班。边巴次仁说：“之前到各地市举办古籍普查登记培训班的时候，都会向当地的文化、文物部门‘打探’相关的古籍信息。因为当地的文化、文物部门开展过文物普查登记工作，他们比较清楚自己管辖区域内的古籍馆藏信息。”

2011年，在当地文化部门负责人员的带领下，西藏图书馆馆长努木、古籍普查专家尼夏一行人来到山南隆子县仲嘎曲德寺，见到了该寺庙精心保护的古籍——5函《般若波罗蜜多经》（赞普“御经”）。“按理说一套完整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应该有16函，但是此次发现的却仅有5函。虽然之前在山南的吉如拉康等地也发现过吐蕃末期的《般若波罗蜜多经》，但很多都是散页，有些甚至只有一两张，整理完也凑不够一函，而且年代越早，完整度越低，完整的古籍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专家认为，这5函御经，其实是两种御经组成。”边巴次仁说。

关于古籍的断代，边巴次仁说：“以往对一部古籍的断代，专家也可以从古籍的包经布、夹经板等进行研究，但是那部古籍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装具，我们也没办法根据这些对其进行断代。后来专家在该古籍的后面发现了题记，还有一些吐蕃末期的历史人物或书写者也出现在了古籍的题记当中。还发现古籍上字体的书写方式跟敦煌文献中藏文古籍的字体基本一致，甚至有些古籍书写者的名字都一样。因此我们推断，该部古籍出自吐蕃末期，大约公元9到10世纪，是历代赞普的瑰宝——‘御经’。”

解决存和用的矛盾 珍贵古籍必须数字化

西藏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正式启动于2010年，古籍的收藏单位有千余家，覆盖全区两地五市、74个县以及1600多座寺庙。虽然目前西藏已基本完成除昌都之外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共登记古籍近4万函，整体完成总工作的65%以上，但是古籍的普查登记及其保护利用任务依旧十分艰巨。

边巴次仁介绍，自古以来寺庙都是存放古籍最好的地方，除了文献价值，很多人还不了解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自从西藏古籍保护中心对一些珍贵古籍定级并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国务院审批，录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信息在网站上公示，随着珍贵古籍的公示和相关媒体报道，对珍贵古籍的馆藏安全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隐患。因此，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西藏古籍保护中心节省开支，为仲嘎曲德寺配备了两个保险箱，专门用作“御经”的存放。让边巴次仁欣慰的是，回去之后，寺庙安排了专人严加看管，得到较好保存保护。

边巴次仁说：“古籍保护和利用是相互矛盾的，为了解决存和用的矛盾，珍贵古籍必须要数字化。古籍数字化作为保护与传承我国珍贵典籍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真实、清晰地反映古籍原貌，促进传统典籍文化传播，有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的矛盾。”

边巴次仁介绍，古籍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两种。原生性保护是对原件的保护，如损坏原件的修复，对纸张进行脱酸等。再生性保护可以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利用高密度非接触扫描仪等仪器对古籍进行全文扫描，进而进行珍贵古籍的数字化。

就仲嘎曲德寺发现的吐蕃末期赞普“御经”而言，尽管西藏古籍保护中心于2014年申请经费给该古籍做了装具、经布、夹经板、书柜等，但对珍贵古籍而言，这样的保护远远不够。“下一步我们还将利用科学的方法对古籍原件纸张进行检测，进行脱酸处理，有些破损的，也将进行修复，尽最大的努力延长它的寿命。”边巴次仁说。

关于珍贵古籍的数字化，边巴次仁表示，等条件成熟，读者可通过互联网或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终端浏览查阅。“2015年起图书馆启动了西藏数字文化网的改版工作，目前网站正在充实内容当中，将来条件成熟之后，我们会在该网站上以权限的方式实现珍贵古籍文献的全文浏览。数字化以图片的方式能原原本本地展现古籍的真实面貌，可以看到古籍真实的装帧形式、字体、墨色、纸张等。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将来也要逐步做一些影印出版，在保护的基础上传承与发扬。”边巴次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