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选举制度为何盛产“政治怪咖”？

伦敦前市长鲍里斯将竞选英国首相,当地时间2014年5月28日，英国伦敦，伦敦市长鲍里斯参观新建的印度教寺庙，他的头部顶着奇葩的头巾造型十分雷人。

当今西方选举中，似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政治怪咖”，美国大选脱颖而出的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下一任英国首相的最热门人选鲍里斯·约翰逊等等，《南德意志报》的一篇评论则警告称，“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小特朗普们在活动”。在这些“政治怪咖”身上，似乎有着共同的特点——大嘴、反建制、特立独行。

很多专家和观察人士将这些“政治怪咖”的风行称为“民粹主义”的抬头，这让人不禁疑问，为何相当多数选民行使的“民主”权利，却成为了“民粹主义”的嫁衣，西方的选举制度到底怎么了？

西方的选举制度具有先天的“基因缺陷”

“一人一票”的民主，却成为了“民粹”盛行的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模式的先天“基因缺陷”。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认为，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

然而，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在其专著《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中，就曾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

俄欧日眼中的“特朗普现象”

缺乏“民主”的土壤，西方选举制度徒有形式无实质

西方的选举制度需要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才能良好运转。就如同一些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即使采用了今天的西方选举制度，也没能打造稳定的政府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适合西方选举制度植根的土壤，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配合，民主就丧失了其实质，而徒有民主的形式而已。

如今的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曾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缩水，截至目前已走向一个转折点——中产阶级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主力军，呈现“空心化”趋势。

金钱政治当道，民主渐行渐远

2012年英国保守党“觐见门”丑闻曝光，让人们知道，“捐款25万英镑，你可以得到什么？不仅是与首相一起吃饭，这笔钱还意味着你的观点将成为政府的新政策。”而在美国，候选人更是与金主紧紧绑在一起。在西方比谁花钱多的选举政治中，政治献金被认为是政客们离不开的“润滑剂”。

正如吉米·卡特所说，如此昂贵的金钱游戏，并不是人人都玩得起。当前美国选民的选择是这样的：要么选一个纽约亿万富翁，要么选一个纽约千万富豪当总统。特朗普，土生土长的纽约客，身价４５亿美元；希拉里在她当总统的丈夫２００１年卸任后迅速积累了４５００万美元财富。美国大选就成了矮子里面拔高个，很难说哪一个选择是选民们真心认可的。

金钱政治当道的恶果之一，就是人们对目前主流政党的失望和对政治失去信心，尤其是对政治精英失去信任。这转而为那些反主流政治的民粹主义力量提供了机会，“政治怪咖”的流行就不难理解了。

西方的选举制度已经陷入制度困境，为了选票，西方传统执政者无法真正解决不合理的体制问题；改革无望，又让选民进一步失去对传统执政者的信赖。西方“旋转木马式”的政治怪圈，不断催生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怪象。而历史的经验又一再证明，靠蛊惑人心的口号上台，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编辑：雷曼誉 文字综合：新华网、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