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圆满闭幕
为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1991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创办并正式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当时称“北京中国藏学讨论会”)。1997年、2001年、2008年、2012年，分别举办了第二、三、四、五届会议。自2008年起，会议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每4年举办一次。研讨会秉持“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理念，深度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充分展示藏学研究最新成果，进一步探讨藏学发展规律。
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于2016年8月1日至4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在中央统战部的领导、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会研讨会开的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研讨会呈现出许多新亮点。
一是与会专家学者多，影响大。 本届研讨会共有325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莅临，超过了历届研讨会。1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对西藏可持续发展问题、梵文贝叶经研究、藏传佛教经典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研究、依法治藏研究、藏区生态文明建设等藏学研究与服务社会、藏学发展等重大关切作大会发言。研讨会按“一带一路”与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组、社会转型与变迁组等19个专题进行小组研讨，由各学科领域资深专家或具有较高造诣的学者做小组召集人，提升了办会水准及会议品位。研讨会期间，亲眼目睹了充满朝气的藏学界新力量，分享了中青年学者对藏学研究领域的新思想新见解。
二是研讨会内容丰富，涉猎广。 本届研讨会除安排专家学者作大会发言、小组研讨外，还安排了参观活佛转世专题展览、明清时期北京及蒙古族地区藏文文献经函展览、藏学图书展览、“匝嘎利”展览及讲座、民族志纪实专题电影《凡尘净土》观摩会、实地考察等活动。研讨会内容丰富，多元多彩。
三是研讨会严谨和谐，氛围好。 本届研讨会会期3天。与会专家学者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论点严谨，讨论热烈，交流和谐，气氛良好，既有基础研究成果的探讨，也有现实问题研究的思考，有的专家不止一次发言，还有的专家希望增加小组讨论时间。大家普遍反映本届研讨会氛围好，既提升了水平，又增进了友谊。
中央各大媒体给予广泛深度报道，增加了社会知情度，扩大了影响，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益。
第二、研讨领域广泛深刻，成果多。
本届研讨会共收到416份专家提交的论文，选定308篇，涵盖了藏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是对近年来藏学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和研讨充分展现了近几年藏学研究最新成果，展现了国内外藏学研究者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本届研讨会提交的研究成果整体水平高，创新特色浓，对今后藏学事业发展富有开拓意义。
一是高度关注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青藏高原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问题。 联合国经济发展合作项目首席顾问赖尚龙指出，“古丝绸之路”不是一单一线路，实际是一个网状结构，包括青藏高原。当前，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西藏要精准把握和利用好这一机遇，推动西藏加快发展。专家们指出，要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快对外开放的西南大通道建设，西藏自治区必须充分利用好中央给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加大投资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切合实际和刺激作用的边贸政策，为边民提供良好的边贸市场环境。要开放发展，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政策金融，“新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
二是专家学者们对藏区民生、脱贫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 研究民族经济，特别是关注和研究西藏经济的专家学者指出，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着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功夫，因地施策、因人施策下大力气打好扶贫攻坚战，多渠道扩大就业；加快补上教育这个“短板”，加快摘掉缺医少药的“帽子”，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要绿色发展，推动绿色金融，完善商业金融；要共享发展，推进精准脱贫和普惠金融，在灾后重建时推进开发金融与公益金融，并重点关注基础设施、生态和扶贫开发中的金融发展。关于扶贫问题，按照国家最新的扶贫标准2300元（2010年不变价），到2014年末，中国藏区贫困发生率为21.9%，是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已经解决温饱的农牧民因灾、因病返贫现象突出。专家们提出，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和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理环境导致的贫困效应，削减地区间长期自然形成的“空间壁垒”，实施以核心城市为依托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相对发达的城镇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是藏文藏语应用、藏文化保护发展问题成为本届研讨会重点讨论的话题。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就当前西藏内地班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首先，除增加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财政投入和福利项目外，要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掌握的知识结构和竞争实力，加强汉语教学是一条必然的途径；第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是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必须保护和继承。在基层学校体制中继续长期保留部分中小学“民族学校”的性质，母语和母语文教材在这些学校里仍然被用作主要科目的教学语言。这些“民族学校”可以继续充任当地民族传统语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民族地区的大学设有相关民族语言文化的院系和专业，中央和各省区建有专门研究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认为，达赖喇嘛提出的所谓“文化灭绝”一说纯属无稽之谈；藏族的传统文化比汉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好地延续；中国政府可以采取行动支持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复兴。部分学者提出，要重视喜饶嘉措大师等近现代“爱国老人”、“藏族学者”和藏族新文化建设的研究和宣传，以增强“四个认同”，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语言文字专家结合大数据概念，提出了文献编目多功能化的理念，倡议调动所有藏学文献相关的资源，形成一个统一、规范、创新、专业、简便的现代藏学文献目录体系平台，全方位树立汇总优秀文献，避免重复劳动，推进藏文文献学科的健康发展。
四是就藏传佛教经典研究、教义阐释、管理及梵文贝叶经研究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奥地利科学院教授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指出，中国政府投入巨大人力和资金对西藏自治区的贝叶、纸质和桦树皮梵文写本进行了整理保护，下一步应加大研究力度，提出了合作的愿望。当代研究专家们指出，五台山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及周围地区和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治理和引导下，汉藏佛教在共同的佛教文化背景中和谐相处，对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起到积极作用。五台山佛教发展及管理模式对当今社会宗教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代藏传佛教具有传播广、发展快、挑战多等特点，提出当代藏传佛教的新态势和新趋势就是在适应世俗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中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
我们深信，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必将成为藏学事业发展新起点，开创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