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优势 不参选下届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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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旺角暴乱给香港喜庆的新年泼了一盆冷水。香港，一个曾被称为购物天堂、东方之珠的福地，近年却成为是非之地，屡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经济发展也大不如前。现在的香港怎么了？未来的香港将往何处去？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南丰集团行政总裁梁锦松日前在香港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提出了对香港的新定位。他认为，香港不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中国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香港年轻人来讲，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手砍了一只，是很大的损失。”

暴力行为不会大规模延续

环球时报：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香港的GDP增长约6%，2009年到现在下降到2.8%左右。您认为香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锦松：最近几年全球的经济发展整体都在减慢。唯一势头比较好的是美国，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在减慢。香港对全球经济的依存度很高，受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经济发展的减慢是不足为怪的。但香港自身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以前香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地相对封闭。而现在内地接近全面开放了，香港必须重新找到定位。最近几年，这个定位依然不是很清晰。第二，香港的房价太贵。昂贵的房价(包括租金)会挤掉很多行业。现在香港最有竞争力的行业是金融业。其他行业如物流、旅游等竞争力都不是很强了。香港房地产价格高首先是由于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扩张导致钞票贬值，实物资产特别是好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上涨。而香港上届政府7年没有卖地，也导致现在香港的房价贵绝全球。普通家庭19年的家庭收入才能买一套房子，而美国不到4年。第三，由于近期一些激进分子对内地游客很不礼貌，影响香港的旅游业。另外，港币与美元挂钩，这几年美元在升值，而周边地区如韩国、日本的货币则相对贬值，游客来香港购物不再便宜。这些原因加起来导致现在香港经济的下滑。

环球时报：最近发生的旺角暴乱和此前的“占中”事件，让人们感到以法治著称的香港不稳定了。香港泛政治化的氛围会愈演愈烈吗？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会因此有所动摇？

梁锦松：“占中”和最近旺角的暴乱的确让人们觉得香港不稳定。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现象。参与旺角暴乱的人是极少数香港人。他们在破坏香港的法治，而法治恰恰是香港赖以繁荣稳定的基石。他们的行为也在动摇“一国两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旺角暴乱之后，绝大部分香港民众都对此表达了不满。有调查显示，超过90%的香港人不赞同这些暴力行为。绝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香港能继续维持和平和法治。我相信这些暴力行为不会大规模地爆发或延续。整体来说，香港的法治和监管环境对国际投资者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都采用的普通法在香港也釆用。相比内地，香港金融市场整体的成熟程度较高。我认为香港未来还是有足够的竞争力来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

环球时报：对于一些内地游客在香港被不友善对待，您怎么看？香港旅游业未来能把内地游客拉回来吗？

梁锦松：这是少数香港人的表现。我希望媒体不能只看到这一点，就认为全香港都不欢迎内地人，绝大多数香港人是很欢迎的。我经常往内地跑，对内地比较熟悉。其实内地和香港没有太多文化差异，都是中国人，只是相互不够了解。旅游业和零售业是香港的重要支柱，提供不少就业岗位。香港旅游业的振兴除了要多做宣传，强调我们非常欢迎游客，包括内地游客外，最重要的是要提升内涵。香港不能光靠购物、美食，还应该增加音乐会、歌剧等文化方面的内容。

要帮年轻人上楼、上流、上位

环球时报：香港经济的前景如何？拉动经济的新动力会是什么？

梁锦松：如果香港能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还是有很好前景的。香港有“一国”作为后盾，只要国家发展好，香港总是有机会的。我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看好，中国整体国力在增长阶段，有很多发展空间。特别是内地现在反贪，我作为中国人非常支持，反贪也会使市场可以自由竞争，经济更有活力。国家提出的改革举措也是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对其他内地城市，香港的优势是“两制”。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我认为香港今后的发展定位是这样的：第一，香港应该是全球人才的中心。我一直认为香港成功要聚财，更要聚才。人才比钱财更重要。香港背靠祖国，通过CEPA可以开发庞大的内地市场，我们应主动吸引全球包括内地人才到港。人才来港不会挤掉香港人的就业机会，反而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二，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在国家很多重大举措中，包括“一带一路”、人民币走出去、中国经济全球化等，香港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很多中国企业要到境外投资，可先在香港发展再往外拓展。毕竟香港是中国人的地方，而且营商环境比较贴近西方。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香港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第三个定位是“三创中心”，即创新、创意和创业中心。如果香港能和深圳、东莞有突破性的合作，完全可以发展成全球极有竞争力的“三创中心”。这三个城市各有优势：香港对知识产权保护得很好;深圳是全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很多全球知名的创新企业如腾讯、华为、大疆等公司的总部都在深圳;东莞拥有世界级的制造能力。另外，香港也应发展高端服务业，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业。在发展上述功能的基础上，应该把香港的体量再增大。通过修改移民政策吸引全球精英到港工作和居住，使香港从700万人的大城市发展到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我们会需要更多的基建、房屋、写字楼、研发中心，工程、规划、金融等多个行业都可以得到发展。这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动力。

环球时报：虽然愿景很好，但近年“占中”等泛政治化情绪是否会影响香港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发展经济？

梁锦松：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我认为一方面，特区政府有不足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些香港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内地不了解。特区政府近些年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上楼困难。第二，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少。香港大概300万就业人口中只有20多万做金融。其他人进不了工资较高的行业。第三，上位困难。年轻人的声音没有被充分重视。如果上楼、上流和上位都很困难的话，年轻人就只能上街。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要回到根源上。香港如果能发展成上述几个中心，会增加香港人往上流动的机会。同时要照顾年轻人上楼的需要。香港大概60%的地基本没人住，其中40%是郊野公园，从中拿出5%的地就能满足很多发展需求。政府也应提供更多公共房屋。另外，香港政府如果能多听年轻人的意见，包括委任更多年轻人进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也可以缓解不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为因果，两方面都要改进，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经济问题。

一些香港年轻人可能对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很理解。我希望他们理解，国家这么大，在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管理出现问题是不奇怪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央政府有勇气、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一定会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香港年轻人来讲，这是最好的机会。香港人了解国外的发展，但如果不了解中国，就好像是把自己的手砍了一只，是很大的损失。全球所有的大企业都希望到中国发展，中国内地很多优秀企业也愿意来香港，这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香港人如果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是最有利的竞争优势。

没有参选下届特首的计划

环球时报：您曾说，现在应该思考“一国两制”的2.0版本，具体是指什么？

梁锦松：“一国两制”的2.0版本就是香港应更积极地用好“一国两制”，更积极地参与国家大的战略举措。国家考虑每个重大举措时，也更多想想香港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比如是不是可以把香港纳入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香港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中央“十三五”规划中香港已经有不少参与了。这样，不仅香港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两制”的香港可以支持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国家做出贡献。如此，2047年香港继续享有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几率就大很多。我的孩子最大的才13岁，希望到2047年，她还会拥有“一国两制”的好处，香港还是非常繁荣、稳定。

环球时报：有传闻说，您有可能竞选下一届香港特首，您有这个打算吗？

梁锦松：我没有这个计划。其实在不同的岗位都可以贡献香港。我服务的南丰集团主要做地产和投资，以前是做纱厂起家的，现在我们正在把一个纱厂改成一个创新中心，希望支持科技和时尚创新。另外，距离我作为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参与教育改革已经15年了，现在我和一群朋友在研究教育方面如何改进，让年轻人更能适应新的时代。我亦是两个慈善机构的主席。

环球时报：做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层的不同是什么？您更喜欢哪种状态？

梁锦松：做企业高管、政府高层的共同点是，要能看见前景是什么。世界变化很大，有时发展趋势不是很清晰，作为企业领导，要让大家看到愿景在什么地方，既要看星，也要看路，看清每一步怎么走，这和做政府领导是一致的。不同在于，政府更需要和各方面沟通，需要民众的支持，才能做得到。从某种角度讲，做政府比做企业更困难。我觉得人生有时候不是你选的，是上天给你的机会，做每一个工作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做政府官员很有满足感，因为你能往好的方向去改变社会。做企业责任没那么大，自如得多，能立竿见影看到效果，当然影响力没有政府这么大。《圣经》让我们常常喜乐，凡事要感恩。我感谢上天给了我很丰盛的人生。年轻人的机会比我们多，但不少年轻人都有几个倾向，一是比较看重自己，二是什么都怀疑，三是不很感恩。我女儿功课很多，她有时会抱怨，我跟她说，抱怨你还是要做，不如开开心心去做，会做得更快更好。有正能量的话，做什么都会更好。个人如此，社会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