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研究宗教问题、明确提出开展宗教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高度重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统战工作，制定并实施了较为成熟的宗教统战政策。在具体的统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引导统筹宗教统战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凝聚和团结起来，形成了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宗教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党人对宗教和宗教人士既缺乏实践上的接触和交往，也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了解。很多共产党人对于宗教，尤其是对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等采取猛烈批判和排斥的态度。1922年3月，北京学界组织成立“非宗教大同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了这一同盟。一直到了北伐战争之后，人们才开始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从而转向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宗教（张永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主张团结和联合宗教界人士，但一直都没有直接提出要与宗教界人士建立统一战线（陈金龙：《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成熟》，《人文杂志》2000年第6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对宗教工作和宗教问题有了很多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这一时期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可以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何虎生、江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中国宗教》，2005年第9期）。1936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其中就有涉及宗教统战的倡议，号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回教徒联合会等团体团结起来，一起抗战，“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194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随着这种宗教统战观念的改变，党的宗教统战政策也开始确立，如1941年《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中就明确规定，“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者，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组织为本队队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二、善于协调处理宗教上层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

　　开展宗教统战工作，既要重视宗教背后的群众问题，又要特别注意宗教代表人物问题，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宗教统战方面已开始注意协调宗教上层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共既重视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同时也关心一般信教群众。而国民党则只是偏重于争取宗教上层人士（杜俊华、吴侃、周勇：《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宗教政策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对于宗教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过去的认识与做法，积极与他们交往，尊重并团结这些人。1936年3月，朱德率领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他特意到白利寺去拜访其住持五世格达活佛，并进行了9次会谈，从而使得五世格达活佛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积极投身革命（张永才：《红军朋友藏族领袖》，《中国民族报》2011年8月16日）。

　　1938年5月，周恩来和吴玉章专程拜访了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给他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并阐明了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悠蓝：《吴耀宗和周恩来交往的岁月》，《世纪桥》2010年第2期）。后来，周恩来又分别于1941年12月和1943年5月拜访吴耀宗，进一步向他阐释了党的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交往，吴耀宗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从而成为宗教界爱国爱教、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

　　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专门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和巨赞等人。在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之后，周恩来非常赞同佛道教徒团结救亡的举动，当场挥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唐灏：《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巨赞法师与抗战中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中国民族报》2010年8月31日）。这一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宗教界人士。巨赞法师同暮笳、演文等人一起率南岳僧侣组织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积极动员南岳僧侣参加抗战。

　　正是在党的积极统战之下，一些宗教界上层人士成为协助中共开展宗教工作和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与纽带。1940年，《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就提出了共产党对回族的工作方针，“极力亲近和团结回族的上层到抗战方面来。在回族中下层则进行长期的深入的工作”（李维汉：《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非常关心一般宗教人士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以及民生问题，并对民间宗教和“半宗教”性质的会道门等也开展了相应的改造与团结工作。1938年，党中央在《群众》周刊发表了《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其中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半宗教”会道门的性质、发生基础以及发展状况等，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半宗教”会道门披着宗教或迷信的外衣就将他们抵制或抛弃在抗日救国的阵营之外，应该采取“艰苦的、耐烦的争取和联合广大会门群众”的方针（侯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将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战。

　　三、通过宣传引导等统筹宗教统战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战工作历来都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关联密切，宗教统战工作也不例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统战政策，在国内，可以争取和团结宗教界的大多数人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孤立其中的反动分子；在国外，则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国际宗教界参加反帝统一战线与和平运动，从而击破反动派的挑拨与阴谋（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页）。

　　在国际宗教统战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调整对在华教会和传教士的政策，通过其中介作用改善国际舆论，争取道义与物质支援。1936年12月，为争取在华教会中同情中国的力量共同抗战，中共开始转变原来的对待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政策，明确提出“保障信教自由，对确以传教为职业的教堂与牧师神父等不得侵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35页）。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到边区实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页）。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积极与外国传教士进行接触和交流。如周恩来等就与美国传教士吴施德多次接触，并通过他进一步向世界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美国传教士罗天乐还将自己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与朱德等共产党人会谈的一些事件写进《和中国共产党在一起》一书中，不仅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取得的伟大成就，还认为中共是把基督教徒当作朋友一样对待。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报道，也打破了当时流传的关于共产党要“消灭宗教”等谣言，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除了宣传与道义支援之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还给中共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资支援。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驻山西洪洞县马牧村时，由汉口“西北游击队后援会”委派的“国际慰劳团”专程赶到这里，向八路军捐赠了他们筹募的4000多元钱和一批药品。“国际慰劳团”的成员包括汉口圣公会的美国主教鲁茨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圣公会女执事朱迪·克拉克、美国传教士约翰·福斯特等人（陆海莉：《抗战时期朱德和传教士的交往》，《中国民族报》2010年8月31日）。

　　其二，通过宣传引导，促进宗教国际交流，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这一时期，中共注意通过舆论宣传等来引导和推动回教、佛教和天主教等开展国际交流活动。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刊发《宗教与民族解放》的社论，号召中国各宗教人士与团体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不仅“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作抗日保卫民族的宣传”，而且还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唤起和联合各国民众，一致起来扩大反侵略运动”（新华日报馆编：《新华日报社论（第二集）》，新华日报馆1938年版，第109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引导之下，各宗教团体相继开展国际交流活动。1937年至1940年期间，先后有达浦生教长、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西北回胞朝觐团、留埃学生朝觐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等出访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国家（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0页）。其中，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历时一年左右，先后访问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和土耳其等9个国家和地区，行程达5万多公里，受到各国政府与民众的普遍欢迎（周瑞海：《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1937年至1939年期间，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先后到意大利、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和美国等地，进行演讲宣传，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1939年至1940年期间，以太虚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奔赴缅甸、印度、新加坡和越南等国进行宣传和访问，充分驳斥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佛教和抗战的污蔑。这些宗教国际交流正面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政策和情况，有助于外国民众了解日本侵华真相，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道义声援与物质支持。（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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