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顶尖智库眼中的2014世界局势
编者按
2014年，世界各国风云变幻，国际形势愈加复杂。在国际顶尖智库眼里，这一年全球局势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哪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问题？他们的研判与思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这一切，都可以在《全球思想版图2014》一书中找到答案。在这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中，汇聚了60家世界顶尖智库过去一年中在国际政治、经贸金融、能源气候、教育、科技、社会治理六大领域的重点研究成果，展现了国际智库眼中的世界面貌与发展趋势。
诚然，智库研判的背后既有利益驱动也有世界观的影响，因为立场、利益和世界观的差异，各国智库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不尽相同。但，老子有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对中国智库而言，以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去关注这些国际智库的研究成果，并从中一窥他们的思路理念、研究途径、成果影响，不失为壮大自身、快速发展的一个有益选择。为此，本版特邀《全球思想版图2014》执行主编沈国麟以图书内容为基础写就本文，以飨读者——
1.变动中的国际政治：演进与重构
全球政治内在秩序清晰呈现两种趋势：传统行为体在危机中寻求突破，新兴行为体在危机中推动秩序变革。冷战结束以来的大国和平局面出现了松动，人类再次面临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和大国冲突的风险，大国在重要问题上有效合作的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国际秩序的总体走向。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重量级报告《国际秩序的现状》概括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特点：全球经济秩序挺过了危机，但断层已然存在；西方国际贸易停滞而其他地区崛起；武力使用与战争出现新规则等等。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凯如认为：作为传统霸权国的美国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是塑造21世纪全球秩序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政府应该调整再平衡战略，改善中美关系，允许中国军队参与美国组织的军事演习并借此提升中美两军关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认为：两国建立更为合作、稳定的战略关系，更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和环境等挑战。
在全球治理的某些方面，中国是体系维护者；在其他某些领域，中国又在寻求改变现状，建立非西方的机制。但中国同样面临自身的诸多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指出，很多人将注意力投入到中国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方面，但忽视了另外两个方面：国内问题和外部战争。美国前驻华大使、威尔逊中心著名学者芮效俭强调，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中等收入陷阱令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传统大国阵营中，欧盟与日本的影响已不复从前。欧盟在推动国际整合方面拥有优势，在诸如国际贸易与资源管理，环境、能源与安全等议题的国际合作中发挥合作性权力，从而成为一个超级伙伴而非超级大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发布《全球背景下的美日关系》，认为日本未来在经济伙伴的选择方面应该执行避险战略，东南亚可以成为日本对外经济的重要方向；日本应该与美国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过去300年里，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依赖于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存在，而现在则依赖于其在太平洋地区地位的稳固。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联合发表报告认为，尽管俄罗斯认识到全球权力的东移以及俄罗斯在东亚的巨大利益，但俄罗斯的东向政策难以成功实施。布鲁金斯学会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将对俄实施制裁，但制裁不足以改变俄罗斯的行为。如果西方阵营希望令俄罗斯伤筋动骨，至少要通过石油禁运将俄罗斯削弱至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这将导致国际石油供给的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在中东，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存在的严重问题。穆斯林兄弟会的执政宗旨并不能实现人们所预期的民主与现代化，埃及社会缺乏政治监督，穆斯林兄弟会不愿意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的转型等因素制约了其政治上的潜力。
其他地区的局势也呈现复杂局面。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认为由于北约的撤离，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大国的介入将使中亚地区局势更为复杂；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日益恶化，加剧了中亚地区架构失效的风险；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中亚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和缓之后，中亚与南亚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在众多拉美国家中，反对派政党力量不足，民众难以做出替代性选择，国内持续冲突是拉美国家处于全球秩序边缘地位的原因之一。美国威尔逊中心指出，非洲国家的很多非正式社会结构对个人认同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家的影响。在此前提下，和平建构应和国家建构同时进行，简单的外部干预无法轻易解决该问题。兰德公司研究发现，非洲各国政府寻求中国政府提供政治认同与合法性，并且利用来自中国的援助、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非贸易发展经济。
2.全球经济冬去春来？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全球金融治理带来两项长期挑战：一方面世界各国需要建立防御全球金融风险的合作机制并不断深化，另一方面需要使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适应新现实，即主要经济体处于不同的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之中。2014年，在美国经济“乐观”、欧盟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平衡”中转型的大背景下，各智库从不同角度诠释全球经济回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需谨慎推行“量宽”，现有的美国金融监管暴露出诸多不完善之处，欧洲中央集权化应成为长久之选。新兴经济体需要尽快结束信贷“繁荣”，促进结构性改革，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债务危机。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规避或减轻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联合国认为：这些经济体在制定政策时需根据它们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权衡利弊。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布了《全球工业变革》报告，对全球重要的产业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世界制造版图的未来前景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结构失衡，需要新一轮的产业再平衡。欧洲、美国和日本均表现出重塑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整体上生产率较高，欧洲制造业所占份额虽然下降很大，力量却很强大。制造业对经济发展、就业和技术进步的贡献远大于其他任何经济部门。
在产业发展上，“东亚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贡献，劳动力、制造科技、新型材料等领域的水平不断提升，使中国得以进入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复杂制造业领域。中国政府也将一些产业视为战略性发展领域并作为“国家队”来进行扶持。韩国产业经济和贸易研究院认为：韩国成功消除贫困，通过工业化发展经济，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在未来几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QE）刺激着全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维系软而不倒的生存状态，美联储领跑低利率，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心在2014年格外坚实，欧洲央行进一步踩大宽松货币政策的“油门”。由于发达国家量宽政策的发力，金融波动再次增加；受制于美元升值以及本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的“闸门”。
3.人类如何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际环境下能源弹性系统所面对的两个最大挑战，是能源独立问题和恐怖分子带来的网络攻击及破坏活动。世界资源研究所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两大能源消耗国，不仅需专注于科技研发领域的合作，也要注重政策的结合与能源市场的建立。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将为全球层面的能源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低碳概念已提出多年。发达国家提供的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主的低碳资助并未产生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此类资助主要关注中等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而非高排放和弱势的国家，因此这些援助并没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此外，在增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时也必须注意到，不能为了减排温室气体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已经处于严重环境危机的国家造成进一步的环境损害。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将为气候变化问题引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投资流向正确的方向，帮助资本在研发领域起作用。而气候变化协议则是全球建立完善碳市场的必要条件。
资源和人口是矛盾的。据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末达到100亿并实现零增长。德国马普人口所的研究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强烈地依赖于人均能源消耗，如果有更多能源可供使用，经济增长便能够持续，生育率也会更低，直至全球人口停止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长期较低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使人口老龄化达到了很高水平。中国虽不是发达国家，但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学系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仅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例如储蓄率的增加与更多资本积累，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