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他“绝不退出政治舞台”，从红卫兵手中“抢”出班禅
前不久，英国影子内阁的一名议员在开会时拿出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令在场的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奥斯本颇为尴尬。
这小小红宝书，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身份的象征，如今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记。
文革十年，是浩劫和灭绝的十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不论是内地还是边疆，不分民族和信仰，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
有一个人，在混乱的政治漩涡中努力把握方向；有一个人，努力预防、纠正了很多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激进行为；有一个人，把班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张国华等一批人保护在羽翼之下，免受荼毒。
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保护好班禅！
班禅在文革中受到批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西藏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开始揪斗十世班禅。周恩来听说后，立刻表态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保护，不能揪斗。8月下旬，少数不停劝阻的红卫兵擅闯入班禅住处，把班禅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交代：绝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同时嘱咐当时的工作人员：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保护好班禅！后来，徐冰、刘述周会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及北京卫戍区的指战员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将班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后来周总理明确指出：班禅现在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必须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三条协议：一、各级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联合批判一次，批判会结束后，必须把班禅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班禅回忆：“由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达成了这三条协议，首都红卫兵才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对我的批判会，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按协议批判会结束要把我送回卫戍区监护，当场却仍有成群的红卫兵围攻、谩骂，不让解放军同志把我带走。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服从命令，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硬是冲破一些红卫兵的阻挠，把我送上汽车。红卫兵对我的大批判也就到此结束。“
火速撤回伤害信教群众感情的传单
随着文革的深入，宗教领域也出现了“斗争”苗头。1966年9月，一个名为“消灭伊斯兰教革命战斗队”的组织起草了《行动起来，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战斗》的传单。周恩来得知后，当夜就责成时任国务院宗教局局长的萧贤法查明此事。他又与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通话，指出传单有严重错误，要立即解决。正是因为周恩来的及时指示，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宗教民族部门及有关学校对传单进行了控制和收回，避免了事态的恶化。
明令保护著名人士
1966年，在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不能利用两派做斗争”。民主党派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外事政策，都要想一想。他指出，要有意识地保护胡乌兰夫，赛福鼎、阿沛等人，刘文辉、蒋光鼐（国庆）要上天安门，“曲线保护”党外著名人士。
“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
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婉转地拒绝了西藏”红小兵”的一些“革命要求”。在接见索朗顿珠等十一名西藏学生时，周恩来指出：班禅还是让他留在北京。针对一些学生“把农奴主子弟赶回西藏改造”，并称他们是“黑五类”的要求和做法，周恩来也表了态：“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当有人问张国华是否有问题时，周恩来明确给了说法：张国华是个好同志，他一贯紧跟毛主席，在西藏带病坚持工作，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还吸着氧气指挥战斗。他可能在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仍然是个好同志。
派专机接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阿旺晋美向周总理敬献哈达
文革期间，阿沛同志过去的农奴主身份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使他免受批斗之灾，周恩来从中央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妻接到了北京。阿沛夫妇到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他们的住宿和警卫事宜。随后周恩来指示：汉族学生不要到西藏串联。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中，为解决西藏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六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巧妙地对错误进行了限制和纠正，保护了很多重要的干部以及民族宗教人士免受、少受无妄之灾。
文革中的周总理备受煎熬
(本文摘编自《周恩来与西藏》 整理/赵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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