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悉,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北京逝世。这是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 新华社发

　　依照《辞海》,“先生”意为“年长有学问的人”。生于上个世纪之初的杨绛,为何被尊称为先生?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

　　最贤的妻:“因为爱,不觉委屈,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

　　与那个时代的留洋女子不同,西方思想的灌输并未将她“开化”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独立女性”,倒是中国“相夫教子”的传统规训令她执守终生。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作《围城》”,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句佳话。

　　有人兴许以为,丈夫钱钟书的声名“辐射”到她。事实上,钱钟书的创作冲动始于杨绛的鼓舞。

　　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甘愿”。

　　更何况甘苦共尝是妻子的本分。1938年秋,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清华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而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夫妻二人从此两地分离。

　　时局混乱,住处逼仄,杨绛与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起。她没有自己的房间,不便公然看书,只好借了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为一家人缝些衣物。

　　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杨绛,默默学做大家庭中儿媳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还总客客气气、笑眯眯的。

　　这成为钱钟书离不开她的一个缘由。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她的陪伴直到钱钟书人生的最后时刻。1998年12月19日凌晨,已合上一只眼的钱钟书,还睁着另外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赶来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最才的女:钱钟书称其“无所不能,是最才的女”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早年便获得业内赞誉。

　　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西班牙等国文学著作,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先生的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还夹杂些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朱光潜的学生董衡巽说。

　　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在看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后评说,“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准确无疑地再现,堪称文学翻译中的典范。”

　　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20世纪50年代,有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的翻译谁最好?朱光潜答,“散文数杨绛最好。”

　　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则是杨绛早年的戏剧成就。

　　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戏剧正是那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上海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免不了四处物色好的“本子”。“泪与笑间,只隔一张纸”,杨绛早年的戏剧创作一枝独秀。其所著喜剧《称心如意》经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推介,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

　　杨绛的戏剧创作,被称作“含泪的喜剧”:畅快淋漓的笑,一经泪水稀释,又蘸着无穷的意味。而小市民生活的晦涩平庸、现实中遭遇的种种疲软与尴尬等世间万象,则借戏剧人物中的喜剧质素一一映射出来,令人叫好。

　　对于翻译,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四十七岁那年,杨绛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历经二十年积淀,《堂吉诃德》终于在1978年问世。

　　最隐的士:默默隐身,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

　　“最后的日子,先生深居简出。”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

　　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

　　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她传记中的友人多次提及,杨绛生活异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

　　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

　　修身却始终是她做人的最根本。杨绛生前曾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万物之灵,善恶杂糅,还需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才有价值。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

　　不论是她的生活,还是她的创作,往往可见独立、清高的痕迹。不诉诸功利,以文养身,又以修来的德行浸润行文。

　　有出版社想借先生的新作出版,请她出山;也有机构借钱钟书诞辰100周年之际,邀请杨绛参加……杨绛一一婉言谢绝,说“多年来受到的批评已经改在了我的实际作品中。”

　　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弥留之际,她仍对身边人叮咛: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以后再发讣告。

　　最弥久的涓流:知足恬淡,似常活之泓

　　她从忧患中学得智慧,从苦痛中炼出美德来。而这些从岁月中淬出的美德又融在杨绛的文字中。

　　“每每品读先生的著书片段,就如沐春风,世界好像一瞬间安静下来。”在清华园的图书馆、草地旁,常常可见清华学子在这里捧读杨绛文集。他们将有着清华校友身份的杨绛作为人生的榜样。

　　杨绛曾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兴趣,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好学,不断完善自己。她是这么说的,也是如是做的。

　　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世界读书日,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每人8000元。据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介绍,2001年,杨绛把与钱钟书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6年,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惠及学子上千名。

　　杨绛语录在校园、在期刊、在社交网络广为传播。哪怕是在中学校园,能背出、写出先生语录的人也大有人在: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如愿以偿……

　　目送身边人离去,饱尝世事无常,96岁的杨绛以毕生信仰写完一部解读生死之书。“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能有成绩,就是不虚此世了。”

　　对于人生,她满意知足;对于生死,她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她的所思所言,凝练着历经百年沉甸甸的智慧,点化和润泽一代一代后人的心灵。她翻译的诗、她作的戏剧、她著的文、她解的人生之惑,如她其人,素清雅致,如涓涓细流,令人动容。

　　《走在人生边上》末尾,杨绛相信灵魂不死。如今105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似常活之泓。(杨绛著《走在人生边上》、罗银胜所著《杨绛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