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是进入信息文明前沿阵地的战略抓手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坐标系，人类历史上经历了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让人类商品迅速丰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跟随英、法、德、意、美、俄和日本等老牌工业文明国家，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提高，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与此同时，摩尔定律的神话推进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世界因信息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变平，开始变成一个没有时差、没有距离的整体，并超越传统时空构建了新的“信息时空”，经济网络化、交流网络化、社会网络化，人类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经济结构、生产组织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恰恰极大地节约了资源、能量和时间。相比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以信息化为重要标志，强调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科技、政治和经济革命、信息革命不断消除各种壁垒，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的竞争环境变得公平，机会也越来越均等。在工业文明时期，我国是一个积极跟跑的学生。在日渐形成的信息文明时代，我国凭借后发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车，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应用领域，比不少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领先，信息服务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更为深刻。
虽然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理念创造源于美国，但在智慧城市探索和实践方面，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都更为积极主动，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十三五”时期内，国家发改委将大力推进100个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实施“千企千镇工程”，推进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是目标和价值不清晰、不明确，智慧城市建设多是微观目标举措，缺失宏观目标引领。各级政府、诸多企业以及各路资本既兴奋又困惑，想着“甩起袖子加油干”，却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共赢模式。因此，我们必须探寻智慧城市发展之路，勾勒智慧城市的愿景，才能梳理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和建设方向。
智慧城市应是新信息技术浪潮下信息文明的美好愿景，是信息社会里城市发展的一种主动适应和超前引领，是我国城市经营发挥后发优势进入信息文明前沿阵地的战略抓手。曾经久负盛名的“汽车之城”底特律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符号，是经历了两百年漫长的发展历程。盛极之时，那里到处都是茂密的高层建筑森林，如今却变得稀疏，四处都是免费的停车场，拆掉的大楼诉说着底特律失去曾经繁荣辉煌的悲伤故事。相比之下，“八山一水一分天”的贵阳，信息基础薄弱，却在大数据建设方面抢占先机，经过3年的探索与实践，从无到有，变成了当今大数据时代的一个符号----大数据之都。大数据已成为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战略引擎，是贵州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正如贵阳市委书记陈刚所言，“贵州工业基础比较差，发展一般的工业既有可能破坏环境，同时也会凸显贵州物流成本高的劣势。我们就发展电子信息业，拉上一根光缆、接上一个电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是一样的”。当前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依赖土地等简单、粗放的增长模式，尤其是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土地开发程度较高，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信息经济是全球化经济，不再受制于传统地域资源，也不再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运作模式。在全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杭州市第一季度信息经济增长速度却非常靓丽。
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应以孕育城市信息文明为战略目标，主要参考评价指数也应体现以下四个方面要素：
一、城市居民是否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是衡量城市居民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具体包括居民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等。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忽视和脱离这一基础，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成为信息化的空中楼阁。评价一座城市居民的信息素养，首先看人的信息意识，例如，遇到问题，是否尝试用信息技术的手段解决；信息能力表现在人驾驭信息技术和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信息伦理正面临巨大的挑战，每个人都非常焦虑又麻木地在大数据的海洋里“裸泳”，穿着“皇帝的新装”四处游走，信息道德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有良好的信息道德规范和信息伦理秩序。
二、信息服务是否无处不在、安全便捷。
什么是“智慧城市”？过去几年，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咬文嚼字地理解“智慧”两字的含义，探讨“smart city”还是“wisdom city”，背离了城市服务的初衷，设计者以城市“类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经器官的综合能力为建设导向，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智慧工程。事实检验，这种建设模式很容易让城市陷入了“项目围城”的被动局面。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后，借助移动互联网普及和手机支付革新，城市“衣、食、住、行、用”等信息服务开始无处不在，钱包和信用卡不再是贴身必备。当今的信息服务领域，中国人勤奋好学、开放包容，充分利用信息时空带来的信息资源，不断提高自身智慧，不断推高创新节奏，顺利实现了弯道超车，超越了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培育了更为发达的信息服务大环境。
三、城市治理是否节约高效、文明有序。
据统计，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自上而下的特色小城镇计划正在掀起新的城镇化浪潮，可以预见未来还将有数亿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城市治理越来越复杂艰巨。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不少城市党委和政府深受传统GDP政绩观桎梏，重基础设施建设，重招商引资，重经济发展，缺乏城市管理服务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观。城市治理粗放，导致城市各类问题和突发事件频发，给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危害，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城市的综合软实力。
信息社会下的城市治理需要解决城市“传统地域空间+信息时空”的新四维时空公共问题，提供城市新四维时空的公共服务，维护城市的正常运转，提高城市的管理效能。从城市内部治理角度看，城市治理应包括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环境治理和应急治理等；从城市管理服务角度看，城市管理服务应包括本地人、外地人和各种法人组织等；从城市信息时空角度看，城市治理应包括信息安全、信息隐私、信息伦理和信用约束等。智慧城市的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大大助力信息社会下的城市治理。智慧城市通过数据，对城市人、车等所有活动信息有效整合，可以推动简政放权，建立节约高效、文明有序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四、城市经济是否实现从资源型向信息型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之间群雄竞逐，尤其是内地各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都得到飞速发展，盛极一时，甚至比肩香港。随着环境承载力日益达到或者接近上限，资源约束逐步束紧，滞后的生态环境代偿成本日益凸显。因此，好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应发挥牵引城市经济从资源型向信息型转变的战略性作用。第一，应能提升城市信息生产力，使信息服务从价值传递化解向价值创造环节延伸，深度改造传统产业，带动城市各行业的产业链重构；第二，应以融合应用培育经济新动能，大力推进“互联网+”向各行各业跨界渗透，信息经济增长的动力正是来自于这种跨界融合应用；第三，应积极发挥“政府超前引领”作用，营造更为开放的市场环境、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积极主动的公共服务以及宽容活跃的创投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