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家长到教育局门口打标语：看古人如何解决地域公平问题

　　再过半个多月，又要有一大批高三学生走向考场，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定终身”的一次重要考试。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6年各地各部门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和相关工作方案》首次公布了各省高校生源计划调剂具体人数。

　　按照这份方案的附件之一《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升学压力小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12个省（市）要进一步增加向中西部10个省区的生源计划，涉及招生名额总计16万，其中湖北、江苏两省今年将分别减少4万和3.8万生源计划。

　　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援调控名额省份的家长认为这项措施对本省考生不公平，一些着急的家长甚至在当地教育局门口打出了“反对减招”的标语。江苏、湖北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反复表态，外调招生指标不会影响本地考生上大学、上重点大学的比例。教育部也发文强调，安排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

　　尽管支援省份的考生和家长的忧虑自有其理由，不过从全国角度来看，由于西部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重点大学录取率长期以来普遍低于东部发达省份，东西部“高考鸿沟”亟待改变，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拿出一些招生指标“支援”西部省份，“拉”落后地区一把，是从全局考虑，着眼于长远。

　　△ 朱元璋

　　实际上，类似“高考地域公平”的问题古已有之，在明朝建立之初的“南北榜”案就是一例。由于当时南方的经济文化都要比北方发达，明洪武三十年的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被录取的考生全部是南方人的情况。落榜的北方考生纷纷喊冤，朱元璋下令调查，中间多有波折。同年六月，朱元璋亲自主持科举，录取的考生又全都是北方人。虽然不能排除“矫枉过正”的色彩，但此案之后，明朝逐步建立了“南北卷”制度（即南北录取名额不相同），以解决科举的“地域差异”问题。

　　到了清朝，中央在决定各省举人录取名额的时候同样注意向不发达地区倾斜。据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乙卯科各省乡试的录取比例分别是：顺天、贵州、广西、四川乡试，“不及百人而中一人”；“山西、陕西、福建、云南四省，现在皆系百名中一”；“河南、山东、广东，皆系百四五十名内中一名不等”，而“江南、湖北两处，计合一百五十卷始中一名”。

　　△明清各省进士的地理分布 制表：沈东苗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清朝的顺天下辖通、蓟、涿、霸、昌平五州和大兴、房山、保定、武清、香河、宝坻、平谷、顺义、密云、怀柔等十九县，约等于今天的京津冀部分地区。可见清朝和今天差不多，来自北京地区与广西、云南、贵州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考生比江南、湖北、江西等“高考大省”的考生要更容易考上，并且清政府还不时给云南、贵州增加名额。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政策倾斜之下，当时教育水平比较落后的云贵地区依旧没有出太多的举人、进士。明清两代的五万多名进士中，贵州人只有600多位，直到19世纪末才出了一位状元：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人、十二年（1886）成进士的赵以炯参加廷试（殿试）获第一甲第一名，成为云贵两省自科举以来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

　　△赵以炯殿试卷。

　　时至今日，在赵以炯的家乡贵州青岩古镇仍保留着他的故居，被当地人称为“状元府”，青岩特产卤猪脚也被名为“状元蹄”，成为古镇的一大美食并流传至今。据说每年高考前夕，贵阳市的家长们总要带着孩子驱车来此，喝一杯状元府的井水，以求金榜题名。

　　△位于贵阳市青岩古镇的赵以炯故居“状元府”。

　　由此可见，东西部的“高考鸿沟”，以及它背后的东西部基础教育鸿沟一直都存在。不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基础教育薄弱，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这也是许多全国性重点大学在西部省份投入招生指标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正如检察日报刊文所言，以行政命令外调招生指标，固然能提高西部地区的高考录取率，但治标不治本。只有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地方政府真正重视教育，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和生源质量，才是提高西部地区高考录取率的根本之策。（中国西藏网 文/苏文彦 图片来源网络）

　　△贵阳青岩古镇和青岩特产卤猪蹄——状元蹄。相传赵以炯温习功课至深夜，点了两盘卤猪脚作消夜，摊主奉承道“吃了这猪蹄定能金榜题名”，后来赵果真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此后卤猪脚便被誉名为“状元蹄”。

　　△ 青岩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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