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东凡：一个人在西藏的经历
廖老师还是走了。病卧多年，受尽折磨，终得解脱。作为他的老友，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既沉重难过，又多少有些释然——真的，几十年里看惯了他的笑脸，实在不忍去想病床上的模样。大家都叫他廖老师，仿佛“官称”，于我而言，却是真正的师长加兄长：当年我进藏时对西藏民间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确是在廖老师的引领下登堂入室的。通过廖老师还结识了边多老师，他们给予的指点让我受益终生。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然而缘分还在，真情还在，尤其是，作品还在，并且不会过时，因为他们所“抢救式”记录的，是来自民间的宝贵文化遗产。
我写廖老师的第一篇文章《一个人在西藏的经历》是在1984年，发表于《西藏文学》，惟其年代久远，才有那么多细节再现。最近的十多年间还有两篇，一为应出版方邀约为廖老师主编的《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丛书四册所写书评，一为廖老师专著《拉萨掌故》所写导读，忝为序言。今天重新读来，不禁唏嘘。见于西藏网，聊表追思之情。
《一个人在西藏的经历》
“吉普赛人”
（1961－1969）
当雄草原被两侧的雪山挤成狭长的带子，一支马背上的歌舞队在这带状的秋季草原上迤逦行进——这画面被定格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也是廖东凡西藏生涯三部曲中的开篇：“吉普赛人”之歌。
蓝得要命的天空，太阳慵懒地移动。谁知道什么时候会翻江倒海地卷起大风，噼里啪啦砸来冰雹，或是飘飘洒洒来场细雪呢！“吉普赛人”生活艰苦，也浪漫。冰雹过后，拉萨市业余文工队的队员们重整旗鼓，又在马背上叽叽呱呱笑着，高声吼着。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从一个帐篷群到另一个帐篷群。
那一天(很多年前的一天)，当这支人马出现在离果涅部落还有十多公里的龙热山上时，牧人们就欢呼着奔走相告：“拉萨的‘谐巴’(歌手)来啦！”“拉萨的‘谐巴’来啦！”
草原上燃起了象征吉祥的松烟，牧人们捧献洁白的哈达。为欢迎文工队远道而来，果涅牧场举行了盛大的赛马会和歌舞会。黄昏，汽油灯咝咝燃起，演员们在帐篷里开始化妆。
这时，廖东凡走进临时舞台，用不太标准的藏语开始演讲：
“乡亲们，演出之前，我先讲一段故事——我的同乡雷锋的故事。”
这位高高瘦瘦、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出现，在观众席里引起了一片“啊啧啧”的骚动。“汉族！是汉族！”“用藏语讲故事？啊啧啧！”
是夜，廖东凡和队员们挤塞在一顶牛毛帐篷里。透过篷顶天窗，可以望见深邃天空，几粒明明灭灭的星星。三年了，来西藏工作整整三年啦！
20世纪60年代初的名牌大学生像金子一样宝贵，可是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自愿要求进藏的廖东凡，却被分配到最基层工作。草创时期的拉萨市业余文工队，由一群街头青年组成。队员中不乏当过小僧人、小乞丐、小商贩的，国家给每人每月只补贴18元，平时靠筑路、做鞋、到藏医院制药的收入维持生计，晚上才是排练节目时间。
哪里像个正经单位啊！难怪许多人为他惋惜：“天呀，一个堂堂的北大学生……”但是廖东凡没有抱怨——不是打算干一辈子么？就该近距离接近藏族人民。工作生活在一起，他是他们的汉语老师，又是他们的藏语学生。渐渐地，粗通藏语了，可以用藏语交流思想感情、用藏语编排文艺节目了。真好！他觉得仿佛多长了一双手，多长了一双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地；他甚至觉得脚下生了根，一边从大地上汲取，一边又在释放着自己的能量……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藏族民间文艺的呢?是那一次吗，看人家打“阿嘎”（建筑夯土）的时候？哪里是劳动，分明是优美欢快的集体舞：那是雨季到来之前的一个清晨，廖东凡正在楼顶平台上做早操，忽然发现众人登上对面的楼顶，男女各站一排，富有节奏感地挥动手中的工具，边劳动边豪迈地唱着：
“请看我的左手多强壮，
请看我的右手多强壮，
呀啦嗦！用我强壮的左手和右手，
把拉萨打扮成待嫁新娘一样……”
廖东凡感动了，陶醉了。也许就从那时起，今生朝向藏族民间文艺的方向就确定了。
从民间艺人那儿采集民歌，借鉴民族曲艺形式，编排一个又一个节目。满台节目，大都是他自己或与别人合作编出的。文工队办得小有名气了。
这支小有名气的文工队就要去北京汇报演出了！一想到这儿，帐篷里的廖东凡更睡不着了。不知盘算过多少回：去北京，去度过了难忘的五年大学生活的北京，拜望老师和同学们……该向他们讲些什么呢？讲这几年艰苦而快乐的动荡生活？讲那一个个美丽的藏族民间故事？还是唱支民歌，跳个踢踏舞？顺便再回湖南湘潭家乡一趟，看看老母亲……
含笑沉入梦乡。不知什么时候又醒来了。怎么憋闷得透不过气来？想撑起身子，却又动弹不得。挣扎着摸到天窗地方，好不容易探出脑袋——嗬，白茫茫一片！帐篷让雪压坍了，足有大半尺厚。
然而后来却没能随队赴京。因为出身有问题。同时还刷下一批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演员。这是他进藏后遭到的第一次打击。就像一蓬燃烧的火，一下子给覆上一大块冰。那个黄昏，他在拉萨河边散步，想了很多，又仿佛一片空白。当幸运的队员们踏上飞机舷梯时，他又带着那不幸的一群到农牧区深入生活，排了一台新节目。三个月后重返拉萨汇报演出，引起了小小轰动。就这样，往后每遇不公正待遇，廖东凡总是在短暂的不快之后，又抬起头来，以加倍的工作热情和工作量，表白着自己。
在市文工队待了八年之久，廖东凡完成了“藏化”过程。藏历年一大早，他身穿藏装，在文工队挨家演说吉祥“折嘎”；策马在深山峡谷中，参加修复古迹扎耶巴石窟的劳动；在民间艺人中记录民歌，乘牛皮舟沿拉萨河采访；牧场上，与人们通宵达旦狂欢，跳“锅庄”；躺在高高的青稞垛上守夜，看满天闪耀的星光，听藏族老人讲关于星星、关于流水的故事……俨然成为藏族一员，凡有关西藏的一切他都热心，凡能插手的工作都少不了他的份儿。他爱大家，大家也爱他。
“翻身农奴”
（1970—1975）
拉萨以西三十华里，有座造型奇特的山，像一个被毁坏了的晶体，排笔似的山尖犬牙交错，险峭挺拔。这山名叫协嘎热(“水晶山”之意)，山东面是著名的哲蚌寺。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哲蚌寺的七千七百名喇嘛正围着硕大的铜锅喝酥油茶，不想天际飞来一只大鹏金翅鸟，把盛着滚茶的铜锅抓起飞走了。众僧群起直追，吆喝的，击鼓吹号的，一时轰响。那金翅鸟有些惊怕，加之爪子烫得受不住，只好弃锅而逃。一大锅酥油茶从山头浇将下来，好端端一座透明的山被烫成斑驳而残缺的样子。
这样热闹的传说谁不喜欢——记下来；“东嘎公社?东嘎什么意思，‘白海螺’?”好名字，记下来。水晶山下，有一座褐色石崖，那儿的传说有点儿像莱茵河上的罗累莱：星光闪闪的夜晚，石崖上坐着一位少妇总在梳理长发，总在哼着忧郁的歌。她把睡着了的赤裸婴儿放在崖下青草地上，有人走近，她就一遍遍地说：“ 咕叽(“劳驾”)，不要弄醒他；咕叽，不要弄醒他！”
廖东凡夜间常独自路过崖下，真想亲眼看看那母子俩，可每走到这儿又忍不住小跑起来。
县里派他专职负责翻身农奴演出队，编、导、演集于一身。那些年里，他率领这个演出队转徙各处，住过哲蚌寺颓败的经堂，住过堆龙河上的水磨房。他拿出每个月的三十斤口粮——内地运来的四川米、陕西面——请大家聚餐几顿，然后再把手伸向每一个糌粑口袋：队员们都是自带口粮。长期吃不到蔬菜，嘴唇干裂，结成痂壳，强烈的紫外线又使他的脸一层层地脱皮。也常去拉萨，步行，骑马，或者搭乘顺道的运粮运草的马车驴车，都是为演出队的事儿：借服装啦，要琴弦啦，有几回推着青稞糌粑去换大米——农民演员们多稀罕大米呀！ 拉萨几个专业文艺团体的人都认识他，每见其人风尘仆仆前来，身边又总跟着一群穿粗氆氇藏袍的农民，就揶揄他：“‘翻身农奴’又进城啦——”，从此，他又得了一个“亚朗新差(翻身农奴)”的称号。
早在1964年，他就在东嘎村一带扎了点，东嘎就像廖东凡的“娘家”，常来常往；70年代这几年，他就驻扎在此。再住后几年，改革开放了，当年的文工队员在80年代初期都成了农村中的人物。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思想很开通，农村政策一放宽，就闻风而动，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买拖拉机跑运输，收入一下子就上去了，在全自治区也小有名气。原先演出队的“管家”平措次仁真成了好管家，当了十二户的组长，两台拖拉机，里里外外操持得有条不紊。他正培养自己的三个儿女，上小学，上中学，将来还想送他们上大学，去北京或出国深造，很有些新式农民的味道了。从前的大提琴手次珠，现在拨弄着百多口人的心弦。他领着一个老弱病残组成的专业组，挣钱还了三万元欠款，买了两台拖拉机，每个工值折合好几块钱哩。
廖东凡真高兴：都有出息。那几年里，每逢年节，有时星期天也往那儿跑。领回乡亲们看病，给他们送药，帮助购买新式农具,为脱贫致富出谋划策。人们欢迎他，无论老少，都沿用一二十年前的称呼：“格（老师）小廖啦！”端出干硬喷香的炒蚕豆，也端出满脸的笑、满肚子的话。好多人家的相框里都有他年轻时的照片。廖东凡有时会想起一位盲人老阿爸。那年拉萨搞武斗，老阿爸让女儿搀着步行到拉萨，找到廖东凡恳求说：“跟我回去吧！你是汉族阿妈生下的儿子，要是在藏族地方给打伤了，我们的骨头都会痛碎啊！”他还想起有一年他在拉萨人民医院做阑尾手术，他的队员们都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泣。原来他们以为肚子上划了一刀肯定要死了。廖东凡听说了气不得又笑不得，不顾刚缝线的伤口，溜出病房把他们骂了一通。队员们还是不放心，每天都轮换着陪同，晚上就铺张羊皮睡在他床前的地板上……
每想起这些往事，总觉得有一股温热潜流,涌动于生命之中。因此而热爱，而痛苦，也存有歉意。
极“左”的年代里，廖东凡常因家庭问题遭受委屈。可悲的是，他有时也难免用极“左”的眼光待人处事。比如说，年轻时曾辜负过青梅竹马的女友的一往情深：因为她出生于旧官宦家庭；又比如说，市队巡回演出到热玛岗地方，他了解到当地学大寨，要在沙地上打井。桑结老人不同意，说石头上能栽花，云彩上能跑马吗？得到这素材，他赶编成小歌剧，表现“两条路线”斗争，当晚就在村里演出了。事隔16年后，廖东凡重返热玛岗采风，才知当年沙地上果然没打出井来，但桑结老人作为“保守人物”也一直没能治起头来，直到临终都郁郁不乐。廖东凡受到强烈震撼，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们搞文艺的，千万要懂得这支笔的分量！
还有一层积郁在心底的歉意。在他度过的许多不眠之夜里，每到凌晨四五点钟，高原仍是夜深沉，他便打开门，倚着栏杆遥望东天。在家乡，该是黎明了。女儿还在酣梦中，妻子一定早起了。多年来她独自担起了整个家，他没能帮上一把。是啊，什么时候能问心无愧，对谁都毫无歉意呢？
“民间艺人”
（1976－1984）
喂，北大的老同学们，你们现在都在干吗呀？你们知道我正要干吗吗？
1982年夏，廖东凡与同事次旦多吉进行了一次远征，去被人称作“隐藏在云雾雪山密林中的人间绝域”的墨脱县采风。当他站在海拔5200多米的多雄拉雪峰之巅时，忽然想起了昔日同窗。
大多是文艺教育界的中坚了，学者、作家们。可是我却要去原始森林，寻访“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似乎有人说过，往往一篇小说就能使人一举成名，而从事民间文学的可能终生默默无闻。也许是这样。可是如果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艰苦并快乐着呢？所以年近半百，我还乐意奔波。他们真想象不到我的生活是怎样的。那一回搭乘拖拉机到了珠峰脚下，上坡下坡，在拖斗里翻前滚后，而且差点儿没给冻死。在珠峰西侧住了十多天，每天早晨爬到岗嘎山上看珠峰。云海里，十几个差不多高的山头渐次显露，究竟哪个是珠峰？请教了当地人，才知道最不起眼的那个就是。多雄拉雪山是喜马拉雅东端尾闾，与著名的南迦巴瓦峰遥相对应，现在它在我脚下。
墨脱在喜马拉雅南麓山地热带地区，是西藏也是全国唯一不通汽车的县份。多雄拉大山的盛夏，虽说是驮运队通行的黄金季节，那形象也就像一头白色的狰狞巨兽。山势险恶，积雪过膝。热带与寒带气流在此交汇，自古被称作“阴阳界”、“鬼门关”。注意切忌吼叫，一喊就会下冰雹。常有人遇难，或在滚石区被击中，或在积雪区被冻僵，或在瀑布区失足落下深渊。曾有一个年轻的军人，在山顶想喝口酒取取暖，不想刚把酒壶举到唇边，这姿势就成永远的姿势了……险是够险的，累也够累的。累得你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廖东凡不幸中年发胖，心脏已发生病变，冒险登山，再累也不敢停下，怕这一停就给“定格”了。壮观也真壮观：山腰开满杜鹃花，人在画中走；山顶银装素裹，死亡一般静美；而一条条瀑布则如群龙腾飞。下山，垂直分布几个气候带：积雪地带、高山草甸、针叶林、阔叶林、芭蕉、毛竹是终点站。进入蚂蟥区。大片茂密的青草，几乎每片草叶都附有一条蚂蟥，一有响动，每片草叶上的蚂蟥都摇曳起来，犹如金蛇狂舞，叫人腻歪得直想吐。走不甚远，廖东凡的白衬衣已是血迹斑斑了。就这样，此后在墨脱的两个月里，他常常穿原始森林，攀悬崖峭壁，过编得密密层层蛛网似的藤索桥，去山民猎户家访问，采录了大量的门巴、珞巴族神话传说、风土习俗。真苦！连惯于吃苦的廖东凡都觉得其苦难耐了。
那一晚，住在梅日村珞巴族猎人琼多吉家。没有蚊帐，蚊子多得劈头盖脸。不远处水声轰响，不知名的鸟儿叫得凄厉，鸡在阁楼上老是弄出些动静，老鼠不时从头上身上蹿过。尤其糟糕的是，白天被外号叫“蒙古兵”的毒蜂蜇了右手，虽说吃了解毒的蛇药，还是又胀又疼。听说被这种蜂子蜇了，搞不好要送命的。好心的主人烧起玉米芯熏蚊子，蚊子倒是熏跑了，可是人也热得受不了了——整整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上路去卡布村，又是险路。左边是密密的名叫“猴子哭”的不长树皮的树林，右边是深深的峡谷，谷底是雅鲁藏布江令人心悸的咆哮。右手肿得像大面包，拐棍抓不住，一脚踩空，摔倒在悬崖边，幸亏让凸起的大树根绊住，不然恐怕要被水葬了。廖东凡老大会儿没起来：搞民间文学的真苦！真苦！而此刻，同学们可能正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著书立说吧……豪迈感没有了，一阵悲凉袭来，忍不住落泪了。
只是到了珞巴族寨子卡布村，才又兴奋起来。支部书记江布多率领全寨男女老少在山路上迎接，簇拥着他们走进村寨。房东阿爸嘎钦的家变得像过年一样热闹。村人背来桃子、香蕉、甜瓜、蔬菜，还排起队来，依次各献一瓢鸡爪谷做的蔓加酒，那是非喝不可的。
在卡布村紧张地工作了五天，天天如此。珞巴族神话传说也像珞巴人一样使他激动又应接不暇。廖东凡长吁一口气：和这一切相比，一切磨难算得什么，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从1979年起，廖东凡专职从事民间文学工作以来，不过几年时间，就和同事们搜集整理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故事上百万字，民歌数千首，正在陆续出版。其中他和另两位藏族作者合作翻译整理的《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廖执笔)，荣获1982年首届全国民间文学一等奖。除此，他还撰写了有关西藏歌舞、曲艺、风土民俗等方面的文章多篇。一些藏族学者也每每惊讶于他的博闻广识，他又有了“民间艺人”的美名。从前不太熟悉他的人，还专程拜访他，从他这儿“采风”呢！
1984年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廖东凡进藏23年来的工作成绩予以表彰，并给予晋升两级工资的奖励。工作和努力获得社会承认固然重要，西藏阅历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尤其让他深感欣慰，而经他搜集整理来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这些一度“濒危”的遗产，就将长存于世，则无疑也是一己生命的延长。
附注：本文写于1984年。后来廖东凡调回北京，还在一直为西藏工作，退休前任《中国西藏》杂志主编，陆续推出《雪域西藏风情录》和“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等十数部专著，并主编丛书《世界屋脊上的神话和传说》一套四册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责编： 苏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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