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50年]李国柱：“感觉自己还是西藏的一员”

　　编者按：50年的历程，在西藏这片高原热土上，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每一个新起点、新跨越发生的当下，都留有一代代与西藏结缘、有故事的人的印记。而流淌在每个人心底的那段西藏时光，也正是岁月长河中最珍贵的记忆，浓缩着一个时代的梦想。

　　18岁赶着牦牛进西藏，在那里整整工作23年，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作为首批进藏女兵，今年已经83岁的李国柱深情地说：“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一份始终未了的情缘。”

2011年7月26日，李国柱在布达拉宫广场（采访对象供图）

　　“我从年轻时候就到了西藏，然后爱上了那里。在那里几十年，现在虽然是回来了，每天想到的、看到的还是西藏的东西。每天看完新闻联播后，都会转到西藏台。总而言之，我总不愿离开西藏，总愿意把自己放在西藏的成员里头。”83岁的李国柱说起西藏，还是一脸深情的样子。

　　身着宝蓝色上衣和黑色裙子，眼前的李国柱精神矍铄，只有贴着胶布的手不经意间透露出一点讯息。这位老人前不久刚刚住进医院。听说要聊西藏，她特意跟医院请假赶了过来。

　　1989年退休后，李国柱受聘在西藏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经联处暨西藏“一江两河”项目办公室工作。“这不又是西藏吗？我又干了5年。”李国柱说，从18岁赶着牦牛进西藏，她在西藏工作了整整23年。加上退休后的5年，整整28年。除去中间在福建、山东工作8年，几乎全部的工作都与西藏有关。就连1980年调到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以后，又是因为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做与西藏等相关的少数民族工作。

　　在李国柱心中，西藏是她的第二故乡，也是一份始终未了的情缘。

　　雪域情深

　　《带不走的雪域情》是李国柱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发表在2015年6月7日的《西藏日报》上。

　　“我写了三本书以后，基本不想再写了。但实际上每年至少要发表三四篇文章，都是关于西藏的。”李国柱说，现在写东西都是有选择的，被什么事情触动了就写。

　　退休后，在“一江两河”项目工作了5年，李国柱想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写东西。写什么呢？她和几个当年一起进藏的女同志商量，能不能把进军西藏女兵的事写一写。“写了5年，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是主持人之一。”这本书就是《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曾获得过西藏自治区精神文明奖“五个一工程奖”。

　　编完此书后，李国柱心里有点疑惑：我从来不会写书，这样就算书吗？那我就写写吧。就这样，有了第一本书《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江孜地委政策研究室调查了很多材料，我想办法把这些材料从日喀则档案馆借来。藏文是我和几个同志翻译的，很多都是我亲自调查的，当时还有政策研究室的几个同志。”2004年，此书出版，正赶上西藏抗英100周年。李国柱还受邀参加了纪念活动。

　　“回来后不久，我一想还应该把我1950年进藏期间跟西藏有关的事情，把它梳梳辫子，写一写。最后又写了两本，一本是《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另一本就是《我的西藏未了情》。加在一起一共写了三本。”李国柱回忆说。

　　李国柱说自己文化不高，也不像作家那样会润色，“笔墨粗浅，文章表述的却都是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感悟，以及对西藏深深的眷恋之情”。

　　这些书出版后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书中内容多次被各种书籍、刊物引用转载。去年，西藏江孜抗英斗争110周年，《北京日报》专门刊登了两大版，主要参考了李国柱的《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这本书。“有好多读者看到后反映，怎么英帝国主义还侵略过西藏？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刊登，也不嫌我写得不好，让读者看了还能增加知识。”对此，李国柱感到很高兴。她说，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才能对西藏了解得更清楚。

2000年10月，李国柱和昌都房东甲容（采访对象供图）

　 　亲如一家

　　最让李国柱怀念的还是那里的人。“我对西藏很有感情，对我接触过的人都很有感情。”这其中，有不少是藏族同胞，有上层贵族，也有普通群众。她印象最深的是曾经的三个“房东”。

　　“我们进军的时候碰到的藏族同事很少，走的基本都是荒地，碰不见什么人，而且我们是集体行动，开着队伍集体走，也不能住民房。他们的房子也很小，住不进去，我们也不可能住。后来我们驻军的时候才有群众。”

　　驻军时，李国柱遇到了她的第一个房东。一位藏族姑娘，当时只有十几岁。“当时我们不会说藏话，怎么办呢？我有空下了班，就去房东屋里坐坐，一句一句地学藏语。鼻子眼睛耳朵怎么说，吃饭怎么说，睡觉怎么说。慢慢学会了一些藏语。”因为跟房东搞得关系比较好，每次科里借东西都是说，“叫李国柱跟他们借”。

　　有这样一件小事。那时，李国柱奉命上山修川藏公路，要去两三个月。头一天，她跟房东说，要出发去修路了，两三个月才能回来。因为当时不太会说藏语，就用手比划。比划完后，房东没有听清楚，以为她要出发不回来了，心里非常难受。“最后，她（房东）就做了几个饼子，昌都叫锅盔。”李国柱比划着说，“这么小的饼子，粮食做的。当时粮食少，经常饿肚子。几个饼子就是不得了的礼物了。”房东心疼她，怕她饿着了，一定要将饼子放到她的饭包里，让她饿了偷偷吃一点。李国柱说，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样的礼物怎么能收呢？“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我们科里的同志们都来送我。扛着背包，拿着饭包，房东把饼子放到我的饭包里面。我说，这不行啊，我要检讨啊。她一定要给，我推着不敢收。最后我们的科长点了点头，准许我收下这几个饼子。送别的时候，她还一路哭着。别的同志跟她解释，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两三个月修了路就回来。”

　　1990年，李国柱随丈夫阴法唐一起参加昌都解放40周年纪念活动。“我去找我的好朋友，因昌都建设很快，找旧房子不容易，我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她家。两个人见面后高兴得抱头痛哭。他们家里人也感觉亲人回来了一样。我也感觉像见了亲人一样。”李国柱将随身带的毛衣送给了好朋友，还和她以及她的家人合影留念。

　　李国柱说，每到一处，借住在群众的房子里，她跟房东都处得特别好。

　　1961年至1962年，李国柱在亚东蹲点宣传“边境十条”，一共住过两家，有两个房东。其中一家房东叫多吉，妻子叫次仁卓玛。那时候，李国柱每天开会回来很晚，多吉都给他留一点“突巴”，让她吃了暖暖身子好睡觉。有时候太晚了，多吉就出去找她，怕她遇到坏人，出什么事。

　　1985年，李国柱返回西藏。多吉夫妇听广播得知李国柱来西藏后，准备买票去拉萨看她。结果没想到，李国柱参加完活动后，搭了一辆便车专门去亚东看望他们和乡里干部群众。当年蹲点的村已经变了模样，家家户户盖了新房子，门前种了苹果树，生产生活有很大改善，群众述说当年工作组领导群众搞生产的故事。临走时，村里的群众一定要让李国柱带青稞酒和苹果回拉萨。

　　1996年的一天，李国柱北京的家中突然来了一位藏族姑娘，说要找她。原来是房东多吉的女儿尼珍，她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父亲让她拿着照片来北京找李国柱。“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让她到家里来，改善改善生活，再看看她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尼珍毕业论文写的是《论 藏传佛教 》，李国柱看了后，就从家中找了一本书，让她拿去看。后来，尼珍回到西藏达孜县乡镇工作，一直和李国柱保持着联系。亚东发生地震时，李国柱向灾区捐了款，并且询问尼珍家里的情况。内地非典时，尼珍急得不得了，从西藏寄来药品，藏医说这个药可以抗非典。“寄了这么一大盒” ，李国柱比划了一下，尼珍说，阿姨你一定要活着，要吃这个药，还可以用药熏家里避免非典传染。“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上次，孩子回去（西藏）的时候还带了一些东西送给她和家里人。”

　　李国柱说，离开西藏后，他们回去十几次，每次都去看看以前的房东和朋友，“就像走亲戚一样”。他们的子女也继承了这些好传统，和藏族同胞亲如一家，“寄个东西，问寒问暖啊，这方面工作做得比我还要多”。李国柱欣慰地说。

1952年夏，李国柱在江孜穿军装留影（采访对象供图）

　　未了情缘

　　前不久，李国柱住院的时候，也没有闲下来，还在审阅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向西藏50周年大庆献礼书《妇女志》，共120万字，书写了审阅意见。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作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历史见证者，李国柱感觉自己有必要为之做一点工作。

　　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革命史编写组曾经出过一本《西藏江孜革命回忆录（1951—1964）》。“这个回忆录，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没找到，没有包括进去。虽然江孜分工委都撤销了，但是那1000多人的功绩也应该载入史册。”于是，李国柱向西藏党史办提了一个意见，是不是可以把这本书充实一下再版。党史办接受意见，立项，并将此书作为向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献礼书籍之一。

　　这项工作的前期工作，都是李国柱在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做了大半年。她多方联系，找到了200多人，整理他们的姓名、地址等一些基本情况，并动员他们写在江孜工作的情况。目前，她征集到60多篇文章。

　　“今年5月，西藏党史办的人来，把我找的东西，一大提包，连名单加材料全拿去。他们是向50周年大庆献礼。我也算做了这么一件向大庆献礼的工作吧。”李国柱说。

（责编：范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