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西藏——怀念“老西藏”任纪平同志
“马克思曾有过论断：‘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五月春夏交际的午后，天高云淡，和风拂面。我在一篇介绍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里读到这句话，这是我多么熟悉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经典语句啊，曾经让我在西藏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知道了工作的正确路线。
△图为任纪平同志（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我一遍一遍读着这经典原句，心里波澜起伏，在西藏工作的二十年历历在目，任纪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恍若昨天。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由南京军区抽调到西藏军区参战。那时，我所在的南京军区这支部队，经受抗美援朝的洗礼后从战场上胜利归国。当时，能作为优秀军事骨干抽调到西藏军事前沿，我对这份光荣充满崇高的使命感。
到了西藏以后，我与任纪平在一起工作，他担任西藏军区后勤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南京军区进藏工作的“老西藏”。因为异地遇到“老乡”，我们很快熟悉、亲近，任纪平像兄长一样对待我。
不久，任纪平调到西藏军区总医院任副政委，后来，他又调回后勤政治部任副主任时，我也调到军区汽车部队。“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再次回到南京任江苏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工作上，我们时合时分，但是都在一个大系统里，联系比较密切。
我进藏工作的那个时期，西藏刚刚经历“平叛”与“民主改革”，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西藏政策是“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开”三大原则，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我党我军的政治信仰被西藏同胞普遍接受，理论代表之一就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目标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具体情况结合好，符合国际社会对文明进步的衡量标准。
现在的人们，如果翻开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六几年的文件以及工作总结，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藏大放光彩”的语句很多，实事求是地说，这不是“官话”“套话”，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对待西藏实际情况尤其是宗教的基本态度与基本原则被藏族同胞高度认同。
其中，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宗教相分离原则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引导藏族同胞用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觉悟开展人格平等，同时又保持民族习惯的新生活；马克思主义反对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原则，在当时的西藏工作实践中，对待西藏贵族阶层实事求是地甄别进步的以及经过帮助可以进步的人予以团结；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鉴于西藏宗教多元，引导各个教派融合发展，杜绝被帝国主义势力利用，发生宗教之间内讧以及西藏分裂主义抬头……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藏族同胞接受，形成社会价值取向高度一致的政治统一。
我在执行民族政策非常严格的西藏，能很快胜任当时的工作，与任纪平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任纪平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的政工干部，他进西藏早，在民族宗教方面，他是“西藏通”。和他谈话，非常能满足我对民族与宗教知识的求知渴望。他为了让我尽可能快而直观地了解西藏，带我到布拉达宫下面建起的展览馆参观，熟悉情况，“西藏翻身农奴历史展览馆”(西藏博物馆的前身)，便成为我们二人节假日的好去处。彼时，我们在那里参阅各种实物与资料，边看、边谈、边写，把吃饭也忘记了，边疆孤寂清冷的时间变成了至今最难忘、最有意义的学习时光，我们的友情就是这样加深的。
“西藏翻身农奴历史展览馆”的展览非常具有感染力，展览馆门口就有两个西藏旧政教的受害农奴，一个被挖了眼睛，一个被截了腿，他们向前来参观的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指认农奴主行刑的刑罚工具。
展览用翔实的资料介绍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反帝国主义历史使命，揭露西藏“三大领主”以5%的人口总数占有全部土地，90%的农奴一无所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农奴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奴，注定是奴隶主的附属品，是农奴主家“会说话的牲口”。
展览揭示了旧西藏的残酷现实：旧西藏的法典甚至把人分为三等九级，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命价有高低不同”,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身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农奴主对付农奴的严刑酷法就有几十种，挖眼、剁手、跺脚、抽筋、剥皮都有专门的刑具，折磨人致死的虐杀也是农奴主的特权……
在参观过程里，任纪平真诚地传授我一些有用的工作经验，他讲得深入浅出，让人一听就懂，我赞叹任纪平“看待西藏问题透彻”，任纪平却说，是马克思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符合真理的答案。
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他那复述着马克思理论经典语句样子，解析西藏的政教是愚昧藏民的精神鸦片。到现在，我都难以忘记任纪平同志让我多宣传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经典时，那郑重而又深刻的神情：和平解放西藏以后，西藏旧政府高层分化得非常明显，投靠帝国主义势力的阶层颠倒黑白，散播谬论，制造矛盾，造谣共产党说“宗教是一种毒药”而要毁灭宗教，蛊惑藏民武装“护教”“卫教”。
我真是敬佩任纪平同志，他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文化水平之高也令我折服。我1949年在师范学校里听从共产党的教导捍卫祖国的尊严而“知识分子拿起了枪”从戎，他知道我受家父影响，对知识改变国家命运的教育很有理想，就常常与我交谈文化方面的话题。
记得有一次，与他议论古代为什么命名北平为“幽州”，“幽”是表示“目力不及但是可以肯定实物存在”的意思，我怎么想也想不出“幽州”为什么这么命名。任纪平告诉我，那是因为北方地处天文科学的“恒隐圈”，天上的星星不是全部能看到，只要向南走，一直走到海南岛，就能看到全部星星了，因为海南最接近赤道，在古代就是天文官观测“赤道”“恒显圈”的观测点。
我正吃惊这个结论，任纪平话锋一转，问我对《共产党宣言》上“共产主义幽灵”的理解，我又被问住了，任纪平解释说：博古同志将“灵魂”的外国词汇用“幽灵”表达，就是表达看不清前途的处境的意思。我有些迷惑，问“博古不是犯错误了吗？”任纪平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就事论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要支持，错的就要否定。”
我写文章记叙这个事例，不仅仅是回忆总结任纪平走到哪里，都能和颜悦色以理服人的工作特点，我更想纠正一些人对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一辈的误解。为了国家命运而站到无产阶级立场的老革命，他们不单纯是因为穷才“闹革命”，是他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与理想觉悟，他们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辨识世界大势。
大约在2015年，我看到介绍李田心教授修正《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的文章，他对幽灵的理解没有切中“幽”这个字的汉语精髓，虽然将原文翻译成“共产主义神灵”或“共产主义圣灵”，赋予了译文崇高的语境，但与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写作此文时共产主义的现实情形，以及翻译此文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被围剿而看不到前途的困境使用“幽灵”，两者是多么精妙契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是有底气的！共产党是能拿出文化瑰宝的！
任纪平同志团结西藏进步贵族的工作方法，也是常常从文化角度、切磋学问而由浅入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与任纪平同志一起陪同我们抗美援朝的老师长、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王诚汉同志参加会谈。
席间，西藏旧贵族中的进步人士阿沛•阿旺晋美询问中央学习《红楼梦》这本书有什么背景意义。王诚汉同志与任纪平同志和阿沛•阿旺晋美谈得很融洽，他们从《红楼梦》开篇第一章女娲补天弃闰日不用，揭示天道设置有误，天长日久必定要积累成严重错误而被彻底否定谈起，结合藏历历算设置“闰”的科学道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说明《红楼梦》是揭示封建社会是彻头彻尾悲剧的书。这让藏族干部一下子就领会了什么是“路线斗争”。那时，“中印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但是边防还是有些不稳定，进步的旧贵族表达了感谢中央的团结政策，表态一定要按照中央正确路线，肃清“西藏独立”的流毒，维护祖国主权统一。
我1982年从西藏军区转业回到南京，任纪平时任江苏省军区首长，一直到任纪平逝世，我们都保持着淳朴而真诚的情谊。前几年，我看见作家房向东写的《毛泽东让许世友去读<红楼梦>》，对《红楼梦》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许世友将军是南京军区老领导，南京军区对《红楼梦》寓意“绝不能让悲剧发生”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许世友同志将毛主席指导他读好《红楼梦》而配读《天体运行论》都发给部下广泛学习，世人皆知，郑丽霞同志《许世友上将广州轶事》也有描述。我想，如果任纪平同志在，他一定不会缄默。
△图为作者南京市党史办抗美援朝研究会会长冯新章
任纪平同志去世很多年了，老朋友们时常还会提起他，想念他。我读到介绍习近平总书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章，那熟悉的经典语句，使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我们在西藏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写下这些文字，既寄托我对任纪平同志的怀念之情，也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坚信，相信不论现实条件怎么改变，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去实践，美丽的西藏，文明的西藏，永远都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乐园。（文/冯新章 作者系南京市党史办抗美援朝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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