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摘要］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关键词］吐蕃；史学；《吐蕃大事纪年》
一、前言
回溯个人的唐代吐蕃史研究历程，于吐蕃史的各个领域之中，最能引起笔者好奇的是，吐蕃于青康藏高原达成历史上泛氐羌系统诸部族的第一次大统合，而且还与其四周邻国包括李唐、回纥、大食、南诏等大动干戈，扩张领土，成为史上泛氐羌系部族所拥有最广大的疆域、实力最强盛之黄金时代，对此不世出的功勋与业绩，吐蕃如何透过史官记载相关史事，如何颂扬吐蕃王朝辉煌的历史？
由于吐蕃正位于中原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中间位置，识者每谓西藏宗教及文化完全受印度影响，甚至有云：“西藏社会到处可见印度文化的痕迹。”[1] 殊不知吐蕃曾于7世纪上半叶至779年间，约有150年时间，与东亚各国一般致力于华化运动。[2] 吐蕃推动华化之其中一项，最为显著者，就是对历史的编纂与撰述，例如敦煌古藏文卷子之中，有关历史书写性质的文书，包括《吐蕃赞普传记》《吐蕃大事纪年》《小王家臣赞普世系表》等，疑似仿自《史记》本纪、列传、表志的体例编纂书写。也因吐蕃存有上述不同体例的历史书写，证明了史学于唐代吐蕃确已建立，不容置疑。尤有进者，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赞普传记第四》记载大臣穷波邦色苏孜在赞普驾前，与其他大臣之对话：
穷波邦色云：“您先生能堪任将军乎？就一位聪明人而言，他就像被置于口袋中的一枚锥子。先生您自被任命为赞普的内侍官以来，已有好多年过去了。我从未听到有人称赞您聪明、能干，先生您显然是不适合，并将糜费百姓。”米钦回曰：“确实无人夸奖我。同样确实的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被置于口袋中，锥尖也就没有露出来。假如早将我置于口袋中，别说是锥尖，就是锥柄恐也已显露出来了。因此，今天我提出要求，因为以前从没有把我放进任何东西之中，才请求放进。”[3]
上引之对话，显然受到《史记》之《平原君列传》中有关“毛遂自荐”记载的影响，袭用“毛遂自荐”的情节，以呈现论赞弄囊（即囊日论赞——编者注）的朝堂氛围与群臣之间的对话。[4] 由此可见，吐蕃史学不仅在史书撰著的体例上受中原的影响，且在史书的内容上也很自然地将中原史书中的内容融入于吐蕃史事撰述之中。由史学史角度看李唐、吐蕃、天竺三者，乃至于中原、西藏、印度三者关系，尤其清楚。然而此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仍属初步程度，并未对吐蕃的史学作系统的概括和深入的挖掘。
本文的目的，在于广搜国内外有关最新研究成果，并深入研读敦煌古藏文卷子P.T.1288、IOL Tib J750、B.M.8212《吐蕃大事纪年》，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解析，以便就唐代吐蕃对过去的经验以何种方式呈现？对历史的概念为何？如何书写？选择何种题材？取舍的标准为何？笔法为何？价值观以何为标准？质言之，就是经由讨论分析唐代吐蕃时期的史学著述，从中获知唐代吐蕃的史学思想与观念。
为达上述目的，本文拟辅以汉文史料对吐蕃所记载的大量史事。因为必须有足够的史事载记，例如唐方有记录，而蕃方失载，这其中就有探索的必要，也能从中找出问题与所代表的意涵。此处有一极好的例子：《通典》载吐蕃祖母为其孙向唐求请和亲，唐允嫁金城公主一事，蕃方记载阙略，仅载及710年金城公主由吐蕃大臣迎入吐蕃而已，对于金城公主入蕃以前事，包括唐蕃双方交涉过程完全不载。这是否代表吐蕃记事之方式，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值得推敲。又如《唐书》所载吐蕃“国政番僧”曾叱咤一时，吐蕃国事有30余年皆出彼等之手，但《吐蕃宰相世系表》竟阙略不载。但官位次于大论（བློན་ཆེད།，即宰相）的副大论（བློན་ཆེའི་འོག་ད་པོན།）,《吐蕃宰相世系表》就详载设立此官职的由来。凡此，都足以从中窥探出吐蕃史官的笔法与治史观念。
二、唐代吐蕃史学研究史略
笔者在研读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与所搜集之国内外研究成果时发现，前人时贤在论及唐代吐蕃的史学时，甚少就敦煌文献属历史撰述的文体、笔法、内容等作深入分析。按中国有撰史传统与习惯，而且非常重视历史，此有别于印度，而西藏适位于中原和印度二者之间。很明显地，于唐代以后，西藏深受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直至今日。但在撰史方面，每一教派都有教派史；每一位成名或修行有成的大师几乎都有传记；每一座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寺院志；更何况整个民族发展过程的记录与撰述。可以说，西藏的相关史书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由是，西藏可谓为亚洲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之一。而且其重视历史的起始，就是从唐代吐蕃受李唐的影响启其端。
台湾有关论及吐蕃史学的论著，仅有笔者于1989年所出版的专著《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有所涉及。书中对西藏史学之演化作了评述，以为汉地对西藏历史编纂的影响，仅止于唐代吐蕃。唐代吐蕃之编史仿汉地官方正史之本纪体例，将每年之重大事件及赞普行止，以简扼体裁不加修饰编年记载。而且自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649时期开始，吐蕃王朝编纂国史一职，仿汉地模式予以制度化。ཡིག་ཚང་བ（（史官）为吐蕃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据上，笔者以为唐代吐蕃的文学，系承自汉地之纪实史学。[5] 另笔者于1990年出版的《论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蒙藏委员会专题研究丛书之47），文中不但申论唐代吐蕃史的重要性，且对吐蕃史史料如何分类以及各类史料的功能，一一举实例予以申论。[6] 以上主张，就目前吐蕃史学研究的水平而言，似乎太过肤浅简略，对于吐蕃史学的内涵，比如历史的叙事方法和史观等没有深入分析，实有再予深论的必要。
在大陆的研究成果方面，首推王尧、沈卫荣所撰之宏文《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是为大陆学界首次论及唐代吐蕃史学。文中对吐蕃史学的论述颇见精悍，成为学界经常引用的对象。其以为藏族先民的使用文字，并非有意识地记载历史，而是作为传播佛教的工具，仅桑耶寺译经就有六七百种，却无任何史籍面世，彼等并未对记载人的行为、事实表现出爱好；自吐蕃王朝中、后期开始出现记史风尚，显然为汉族文化的影响。[7] 笔者以为唐蕃文化交流始于太宗朝，而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突破众家贵族的掣肘，建立君主集权的王朝体制，为突显王室的威灵，以王室具有渊远流长且至为尊贵的天神传承，用以区别于众家贵族，对于王室先祖源流的论述，势必借由历史叙事的方式，予以具体呈现。因此必须对没有文字以前流传于民间的诗歌，加以搜罗，成为王室创造祖源神话的素材等，凡此，均与倡佛较少关系，如是，吐蕃创制文字完全为倡佛之工具的说法，似需商榷；更何况为落实君主集权，吐蕃王室积极学习李唐的典章制度，是以，汉文史学对吐蕃的影响，应早自松赞干布朝，非待吐蕃中、晚期。而且在墀德祖赞朝（ཁྲི་ལྡེ་གཙུག་བཙ།ན། ，704—754）以前，吐蕃王室受到苯教与贵族的妨害，似乎无法将佛教信仰推动于宫廷之外，因此，王尧、沈卫荣一文对吐蕃史学的发展过程之叙述，似有待商榷。其余有冯智的《藏史学的传统研究与时代特征》（载《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梁成秀的《试论藏族重要史学著作的编撰思想及特点》（载《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赵天英和杨富学的《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建构》（载《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上引诸文普遍承袭王尧、沈卫荣的观点，或作概论性质的介绍，或作简略的分析。
在专著方面，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以吐蕃文献对照笺注《新唐书•吐蕃传》，但仅就汉藏双方史书的记载作对比，对史事记载的异同作简略的说明，并未对吐蕃史学作深入的讨论；王尧的《吐蕃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中介绍吐蕃的历史文献，但未触及吐蕃史学；王璞的《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藏族史学的滥觞期：七至十二世纪”部分竟略过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甚至漏失王尧、沈卫荣及孙林等学者的重要论著，其余思过半矣。在大陆学界专治藏族史学史，且最具代表性者为孙林教授，其于1998年开始研究撰写《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历时7年，于2006年完成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该书辟有专篇计72页（第43—114页）讨论吐蕃的史学，内容包括：第一章、藏族史学的起源及周边民族的影响，内分：1.早期藏民族的历史观、2.藏族史学的起源及其思想体系、3.吐蕃时代的史学思想特征、4.吐蕃邻近地区文化对藏族史学的主要影响；第二章、敦煌历史文献的价值及其对藏族史学的影响：1.敦煌历史文献的类别内容及特色、2.敦煌历史文献所具有的史学价值、3.敦煌历史文献所具有文献学价值；第三章、吐蕃时代的金石碑铭及木牍文书所具有的史学内涵：1.吐蕃时代的碑铭种类及其史学价值、2.吐蕃时代简牍文书的史料价值；第四章、汉藏史学的交流：1.《唐书》等史书对吐蕃记载的情况、2.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孙林大著是为大陆学界首位有系统且全面性探讨吐蕃史学的优秀论著，笔者细读之余，以为这部大作，可供学界卓参，但仍有值得商榷处：
其一，孙氏分析《吐蕃大事纪年》时，认为其已明显把握了编年体史书的两个原则：年代的准确性和连续性；事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但编年体史书特征，若以《春秋》为例，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有事即载，无事则阙，用字精确简约。因此后人必须加以注释说明，遂有春秋三传的问世。但反观《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内容，系随着时间推移，内容有明显的变化，由简而繁，内容逐年增多。此现象似乎说明其笔法与体例，并非一成不变。似只记事件初始或结果，不记中间过程，或者在毫无头绪情况下，突兀地从中记载某事，让读者无从追索。例如蛇年（681）记载：“夏，大论赞业由悉立河谷集会议盟，努布芒辗细赞与噶尔芒辗达乍布二人由包拉山下方回，于‘甲之谷’紧急集会议盟。”[8]笔者由上引文所载，无法追索努布与噶尔二人由“包拉山下方回”如是记载的用意何在？类此，完全无法获得如孙氏所云之“事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之印象，而且类似之例仍多。亦即，由于吐蕃王朝之著史，可能未如吾人想象之周详，吐蕃并未如中土春秋三传之作者一般，尝试对《吐蕃大事纪年》作补注以详加说明来龙去脉，以致仍以简约的形式传世。是以若主张《吐蕃大事纪年》所呈现编年体史书的特性，诸如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等，都有如空山灵雨，渺不可寻。
其二，孙氏以为吐蕃的史家已有了具“人文倾向”的史学观，在《吐蕃大事纪年》已很难见到诸神的芳踪，历史主人已从神转为人，吐蕃人已充分认识到“人事”，从《大事纪年》《赞普传记》看，已从神话讲述模式转成以人的事迹、人的行为和经验教训为主的模式，[9] 且侧重于一般社会生活，对神的关注相对较少云云。[10] 笔者以为吐蕃统治阶级统治权的取得，系基于彼等为天神之后的共识，特别是王室为天神之子下凡入主人间，此为吐蕃统治阶层取得合法正当统治权的理论依据。亦即，吐蕃社会系以天神之后的贵冑，与黔首（མགོ་ནག་པོ། ，普通老百姓）严格划分为其意识形态。所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载记者，全属吐蕃统治阶层的事迹，全属吐蕃精英分子的记录。此等同于记载天神之后的历史，并未涉及普通老百姓的历史。因此笔者以为与孙氏所主张的“人文倾向”史学观，或侧重于一般社会生活的记载，似乎有些差距。
笔者以为吐蕃史学虽处于西藏史学整体位置的最早阶段，但似非处于“萌芽”状态。因为吐蕃甫于松赞干布时期创制文字，随即受李唐影响，展开建立档案制度，开展文字纪录工作等等。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呈现的体裁，已包括了大事纪年、列传、表志等。又如P.T.1283《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之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等有类于中土正史纪传体例中的四裔传。此表示当时吐蕃已存有各种体例的史学著作，只是佚失，今人已不得见。质言之，吐蕃史学初始，即以中土为师，几与中土史学同步，直至吐蕃王朝崩溃。至萨迦派政权崛起以后，西藏史学的面貌已蜕变成截然迥异于吐蕃时期的史学面貌，由受中土影响之尚实史观转化成僧院式史观，[11] 二者间的变化，诚属断裂性质，迹近重新发展。亦即，唐代吐蕃史学与后弘期史学之间，承继性的发展绝少于断裂性的重新开展。
学术原本就是在学者之间相互攻错诘难中向前迈进。笔者所提之商榷未见得正确，也决不影响前述所引诸作之价值，更因彼等之论述，提供了学界继续精进的机会，这是本文前引大作的贡献。
在日本学界方面，日本二位藏学泰斗佐藤长与山口瑞凤在彼等之巨著《古代チべット史研究》《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之中，均对吐蕃史相关史料作详尽说明，但欠缺以史学史的角度去分析吐蕃时期的史学思想与观念，以及历史的叙事风格。另岩尾一史于2011年发表的《圣彼得堡新发现的一件吐蕃皇家大事纪年残片》介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之中，于编号Dx12851《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背面所书写的703、704年两年的大事纪。[12] 岩尾一史以为从字体与书写上看，《吐蕃大事纪年》是在慎重的筹划下所书写的，[13] 且再次认同乌瑞氏所主张《吐蕃大事纪年》为纪年的吐蕃官方文献，同时认定类似纪年体的各种不同文献，可能同时存在于吐蕃各地。[14] 其看法可谓确认了吐蕃官方修史的事实。
在西方学界方面，华裔美籍学者张琨于1960年著有《敦煌吐蕃纪年史之分析》一文，文中汇整《吐蕃大事纪年》所使用的语汇，并加以分类说明，作成用语索引，以提升读者更加理解《吐蕃大事纪年》，可惜并未触及《吐蕃大事纪年》关于史学方面的话题。[15] 德裔美籍学者霍夫曼（H.Hoffmann）于1970年出版的《西藏之历史编纂及其治史途径》中提出，敦煌文献因属官方编史者的作品，不能予以评价过高的看法。这也是笔者试图透过敦煌文献的解析，从中一窥吐蕃官方如何颂扬王朝事功的造因。1975年有匈牙利藏学权威乌瑞（G.Uray）所著《吐蕃编年史辨析》[16]， 该文为学界首度针对《吐蕃大事纪年》之地位、作用、写作形式、内容主要特点等作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乌瑞氏提出《吐蕃大事纪年》为古老著作，但并非原始稿本，而为吐蕃晚期删节本的见解。大陆学界丝毫不起疑地普遍引用乌瑞氏的观点，其中最常被引用者殆为：“王国编年史是作为治国艺术的手册或官吏条例而写的……这些不同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些对中央或地方官吏、对高级或低级政界人士为完成一件政治、外交、军事行政法律或财税事务有用的和作指南的数据”[17]。以及“王国编年史文献的传播及其摘录文的编写完全受到了官吏指南需要的限制”[18]。笔者以为，若以史学史的角度看，上二引文所示之意见，似乎无法成立，其一、大事纪年内容太过简略，似未能形成“有用的和作指南的数据”，亦无法形成“官吏指南”；其二、对官员形成指导作用或行政方针，且为官员必读者应是《吐蕃赞普世系表》及《吐蕃赞普传记》，因其中详载历代赞普功勋事迹，以及赞普的天璜贵胄，读后方能激发官员的崇敬心与效忠之忱。
另一藏学泰斗法国石泰安（R.A.Stein）在其名著《西藏的文明》（Tibetan Civilization，California.1972）一书中，辟有专节名为“西藏人的历史观”，名称虽似攸关史学史的讨论，却仅介绍吐蕃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吐蕃史学只字未提。1996年美国知名藏学家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于《西藏文学——类别之研究》一书中撰文，题为《西藏的历史编纂》（Tibetan Historiography），文中虽提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但仅叙及最早利用此文书的西藏学者根敦群培（དགེ་འདུན་ཆོས་འཕེལ། ），及获得根敦群培之协助译注该文书的法国巴科（Jacques Bacot）等相关情形，并强调西藏的文人强烈地关注于历史及历史编纂，以致有大量的历史文学著作包括传记、自传等，与印度显然不同。[19] 可惜并未论及吐蕃的史学。
2009年英国藏学新秀道特森氏（Brandon B.Dotson）所著之《吐蕃大事纪年——西藏第一部史籍的译注》一书，[20] 是西方最新分析且译注《吐蕃大事纪年》的研究成果。该书对吐蕃王室的继承与婚姻，赞普手足与半手足，赞普诸母、祖母、生有子嗣的后妃与小妃等母系与姻亲，王朝婚姻与国际关系，赞普宫廷与政务会议，行政管理与行政官员，土地与税收；征兵、运输网与警报系统，政府官员，吐蕃帝国的阶层与等级，封为贵族与贵族大臣政府，亲族性、犯罪连坐、交换与继承，平民、臣属与奴隶，等级顺序与行政管理系统等等，均作了介绍。可谓林林总总，一网打尽吐蕃内部的制度，并解释了大事纪年中的所有专有名词。[21] 在大事纪年牵涉史学书写与编纂方面，道特森追随乌瑞的看法，也认为《吐蕃大事纪年》的书写形式，包括吐蕃的行政，都可能受到唐朝的影响，原因在于吐蕃方与李唐接触未久，吐蕃方开始了纪年记事的传统，而且书写《吐蕃大事纪年》的目的，不仅止于事件的记录，也被认为是政府书记的官僚手册。[22] 道特森进一步以为P.T.1288、IOL Tib J750的内容，似乎大部聚焦于文官事务，因此乌瑞命名为“文官版”（civil version），此版可能成于9世纪中叶，每则记事都可能是当年年尾所记载，可以确定不是回顾性的追记；[23] 而B.M.8212的内容似乎为抄写员为军事部门，从原件中抄录了军事事件，因此可命名为“军事版”（military version）。[24] 除上述外，有关由《吐蕃大事纪年》的内容讨论吐蕃的史学，相对于其他部分，道特森氏着墨不多，只是跟随前辈学者的观点再说得清楚一些而已，并未超出乌瑞1975年所著《吐蕃编年史辨析》一文的研究成果。
由上述可知，国内外学界有关唐代吐蕃史学的研究，仍少有深入且专题式的讨论，普遍未从史学史的角度作观察与分析。
三、《吐蕃大事纪年》是否为 “ 编年体史书 ”
按“编年体史书”体例，系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载所发生的事件，并将相关人物所说话语，也一并记载，以便了解事件的始末。内容不但有记事，且有记言，而且还涵括对事件的褒贬评论等。如是，将所发生的事件，连同相关人言等，置于确定的时间系统之中，以便确知发生在哪一天。[25] 若按上述体例看《吐蕃大事纪年》，很难将之置于“编年体史书”行列之中，因为既无记言，也未将事件原委加以叙明。而且在时间的载记上，仅粗止于年与时，未及于月、日。若单独分析《吐蕃大事纪年》之内容，顶多只能视之为每年发生重大事件的流水账式记载，类同于大事年表。而且所载者，不见得是当年重要的事件，有许多遗漏。例如670年唐蕃大非川之役，关系着吐谷浑的亡国、吐蕃控制青海地区、取得向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区等等，具有重大意义且影响日后吐蕃发展的战役。《吐蕃大事纪年》于当年马年（670）仅记载：
རྷའི་ལོ་ལའ། བཙན་པོ：འོ་དང་ནབཞུགས་ཤྀང། ཇྀ་མ་ཁོལ་དུ：རྒྱ་མང་པོ：བཏུངས་ཕར：ལོ་གཆིག། [26]
及至马年，赞普驻跸倭塘。于吉玛廓屠杀众多唐人。是为一年。
反观中土“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一《资治通鉴》，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记载如下：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秋，八月，丁巳……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帅所部前行，……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 [27]
上引《资治通鉴》载文，将唐蕃大非川之役的日期、原因、统军将帅、作战目标、作战过程、将帅之间对话、失利原因、兵众人数以及战役结果等，巨细靡遗，详以备载。文后还介绍了吐蕃主帅论钦陵的身世与家族状况。[28] 故以上述“编年体史书”典范的载记方式与内容衡量《吐蕃大事纪年》，后者仅载及年、地点及杀众多唐人，完全不提大非川之役的因果、过程，甚至主帅姓名均付阙如。据此，吾人断言其非属“编年体史书”，因相距太甚，当无疑义。
复以代表唐蕃双方外交重大成就的金城公主和蕃事件为例，《吐蕃大事纪年》于狗年（710）记载：
བཙན་མོ：ཁོང་ཅོ་གཤེགས：པའྀ་ཡོ་བྱད་བཀྲལ། ཞང་བཙན་ཏོ་རེ་ལྟས：བྱི་ན་ལས：སྩོགས་པས། གཉེ་བོ་བགྱོ་སྟེ། བཙན་མོ：ཀིམ：ཤང་ཁོང་ཅོ：ར་སའའི་ཤ་ཙལ་ དུ་གཤེགས། [29]
安排赞蒙公主来蕃的行程事物，以尚赞咄热拉金为迎婚使，赞蒙金城公主至逻些之鹿苑。
以上引文较之马年（670）对大非川战役之记事，显然详细许多。但较之《资治通鉴》之记载：先于武后长安三年（703）夏四月载吐蕃求婚。[30] 续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夏四月辛巳载唐中宗以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31] 复于中宗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乙亥载吐蕃遣尚赞咄等千余人迎娶金城公主。[32] 末于睿宗景云元年（710）正月丁丑载中宗命杨矩送之，己卯，中宗亲送公主至始平；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33] 吾人观《通鉴》所载，将金城公主和蕃事件的起始、过程与结果，均以明确的时间清楚交待。以此反观《吐蕃大事纪年》所载，起始与过程全都省略，仅余710年金城公主抵蕃的记事，如是记事法，如何是孙林所主张“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之“编年体史书”体例。
又如吐蕃攻陷李唐京师长安事件，系为吐蕃对外征讨最为辉煌的一页，颇值大书特书。《吐蕃大事纪年》于虎年（762）记载：
དགུན་སྨད་རྒྱ་རྗེ：ནོངས་ནས། །རྒྱ་རྗེ་གསར་དུ་བཅུག：པ། །དབྱའ་དར་དང་ས་རྀས： ལས： སྩོགས་པ་འབུལ་དུ་མ་རུང་ནས། །ཆབ་སྲོད་ཞྀག་ནས་ཞང་རྒྱལ་ཟྀགས：དང་ཞང་སྟོང་རྩན་ལས་སྩོགས། པས་། བུམ་ལྀང་ལྕག：ཟམ：རྒལ་ཏེ་། །དྲ་ཅེན་དྲང་སྟེ་། འབུ་ཤོང་ཀུན་དང་ཟིན་ཅུ་དང་ག་ཅུ་ལས： སྩོགས་པ། རྒྱའི་མཁར་མང་པོ་ཕབ：སྟེ། ཞང་རྒྱལ་ཟིགས་སླར་བོད་ཡུལ། དུ། མཆིས་ཏེ།ཞང་རྒྱལ་ཟྀགས།། དང་།བློན་སྟག་སྒྲ：དང་ཞང་སྟོང་རྩན་དང་ཞང་། བཙན་བ་ལས་སྩོགས་པས། ཀེང་ཤྀར་དྲ་མ་དྲང་སྟེ་ཀེ་(ཀེང་)ཤྀ་ཕབ།། རྒྱ་རྗེ་བྲོས། །ནས། རྒྱ་རྗེ་གསར་དུ་བཅུག། ནས། དྲ་མ། སླར་ལོག་ནས། །ཞང་རྒྱལ་ཟིགས་བོད་ཡུལ་ཏུ་མོལ་ཅེན་ལ། མཆིས། པར་ལོ་གཅིག། [34]
冬末，唐主崩，新君立，不愿再贡奉绢帛与土地。双方政治和谐遭到破坏后，尚结息、尚东赞等，越凤岭铁桥。引兵攻陷唐之临洮、秦州、河州等许多城池。尚结息再回到吐蕃。尚结息、论达札、尚东赞以及尚赞磨等引兵至京师，攻陷京师，唐主遁逃，之后，立新唐主后，部队撤回。尚结息回到吐蕃召集大盟会。是为一年。
上引文记载了吐蕃发兵进袭李唐京师的原因、领军的四大将领、李唐皇帝逃亡以及吐蕃立傀儡皇帝等情节。就事件的载记而言，已较先前所载诸般事件更见周详。但较诸《资治通鉴》的记载，仍然缺少了许多重要情节，诸如进军路线、唐主姓名、进占京师后之作为、占领天数、傀儡皇帝姓名以及撤退原因等等。
由上述三例看来，似乎《吐蕃大事纪年》的性质绝不类单独成史籍的“编年体史书”，而更像中土正史中的本纪体例，当然此见解需一前题方能成立，即必须与P.T.1287《吐蕃赞普传记》、P.T.1286《小王、小王家臣及赞普世系》等合而观之，则三者合璧形成本纪、列传与表志，与中土正史的纪传体例，若合符节。吾人试引上述三例于《旧唐书》的《本纪》之中如何载记。
《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记载：
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辛亥，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秋七月戊子……薛仁贵、郭待封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袭，大败，仁贵等并坐除名。吐谷浑全国尽没……。[35]
上引《高宗本纪下》的记载，仅及时间、将帅姓名、兵员数、决战地点、敌方将领名字、结果等。对于对战过程、将帅对话、失利原因等一概省略。又如《中宗本纪》记载金城公主和亲事如下：
神龙三年（707）……夏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景龙）三年……十一月甲戌，……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来逆女。（景龙）四年春正月……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归吐蕃。 [36]
上引文虽一如《通鉴》的内容，但仍有部分未载及。复如《代宗本纪》记载吐蕃攻陷李唐京师一事云：
广德元年（763）……九月……己丑，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因为吐蕃乡导。冬十月庚午朔。辛未，高晖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县。蕃军自司竹园渡渭，循南山而东。丙子，驾幸陕州。上出苑门，射生将王献忠率四百骑叛，胁丰王已下十王归京。从官多由南山诸谷赴行在。郭子仪收合散卒，屯于商州。丁丑，次华州，官吏藏窜，无复储拟。会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来迎驾，乃幸朝恩军。戊寅，吐蕃入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仍逼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制封拜。辛巳，车驾至陕州。子仪在商州，会六军使张知节、乌崇福、长孙全绪等率兵继至，军威遂振。旧将王甫诱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蕃军震慑，狼狈奔溃。庚寅，子仪收京城。 [37]
吾人观上引三则《本纪》之记事，明显不如《通鉴》所载的内容，除了交待每件事发生之日期、相关人事地物等，诸如原因、评论等就不再详载。亦即正史中的《本纪》体例，仅止于每朝皇帝任上所发生事物的载记，只有事件骨架，不载相关人物的对话，不分析前因后果与影响，不对人物作褒贬等等。此即刘知几所谓之“纪以包举大端”的意涵。[38] 至于事件的详细情节，则由《本纪》所载相关人物为线索，于该等人物之《列传》上去追索，是为“传以委曲细事”。[39] 由此可见《吐蕃大事纪年》的性质，较近于中土正史中的《本纪》体例，殆无疑义。只不过《吐蕃大事纪年》选择当年何事为重大事件，而加以记载，记载的详略、以何方式呈现等，都突显且反映吐蕃人对史学的观念。此待下文加以讨论。
既然《吐蕃大事纪年》记载性质为纪传体例史书中的《本纪》，是为史书中的一部分，就史学观点而言，就是吐蕃史官纪录往事，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何时发生等大要地作纪录，以便未来查索或追述，作为后人了解过去之依据等。准上，则乌瑞所主张《吐蕃大事纪年》之地位与作用，认系为治国艺术的手册或官吏条例所写的资料，可以提供中央或地方官吏、对高级或低级政界人士在政治、外交、军事行政法律或财税等事务上具指南的作用，其编写完全受到了官吏指南需要所限；[40] 以及认为《吐蕃大事纪年》是“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官僚机器的工具”等之见解，[41] 若是以史学史的观点究之，则完全站不住脚。就算站在诸如政治学或其他学科的观点，也同样令人质疑。因为只要翻开《吐蕃大事纪年》一看，即知其为“包举大端”的记事，内中既无指导作用的语词，也无意图明显的词句，只有干巴巴地记载某年赞普在何处、发生什么事，既无细节的描绘，也无行政程序的指导，更无任务的提示，以缺乏上述种种作为“治国艺术手册或官吏条例”或“官吏指南”应具备的条件而言，实难发挥指导或示范的作用。
《吐蕃大事纪年》既为史籍当中的一部分，或者为诸多记载往事的历史文献之一，其究竟如何编写完成？由于无文献可征，实情如何无法确知，但按常理判断，吐蕃各地所发生诸事，势必上报蕃廷，不论透过文书或口头，最后汇整而归档。后由中央史官就中央与地方于当年所发生事件之中，由蕃廷决定，史官受命择要记录。并按吐蕃习俗，凡中央有重要文件，都必须抄送地方以便周知并加以保存，例如《贤者喜宴》所著录《墀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一诏敕》（བཀའ་གཙིགས་དང་པོ། ）之中，提及将盟书抄本10份，分别置于大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王宫所属僧团、小昭寺、红岩三界不变解脱寺、勃律地区（བྲུ་ཞ་ཡུལ། ）、羊同地区（ཞང་ཞུང་ཡུལ། ）、多思麻（མདོ་སྨད།）及德论地区（བདེ་བློན་རིལ།）等之诸寺院僧团各赐乙份，[42] 即存放于吐蕃全境，包括边疆地区。同样的情况，由蕃廷传送至各地的原件，再经由各地首长下令，判官受命抄录原件，再传送各地下属地区。《吐蕃大事纪年》包括编号P.T.1288、IOL Tib J750以及B.M.8212等，似乎就是属于上述方式所写成者，因层层传抄，复因各地判官用字遣词习惯的不同，或史学修为的差距，以致有了类如IOL Tib J750与B.M.8212二件同年代而有不同内容的差异。据上，笔者以为乌瑞所主张以为IOL Tib J750可能是对王诰、行政措施、统计、职务调动的记述比B.M.8212所载要多得多，B.M.8212则对战争的记载比IOL Tib J750所记较多且较详的看法，[43] 进而道特森氏据以分之为“文官版”（civil version）与“军事版”（military version）之类别等主张，[44] 于此，笔者有所疑义。
其一，比较IOL Tib J750与B.M.8212重出的743年至747年的纪事差异，二者之间并未如乌瑞、道特森所主张之“文官版”与“军事版”的明显区别，因为被以为是“军事版”的B.M.8212，于743、744、746等3年，并未纪录与战役或军事有关的事物。其二，IOL Tib J750虽然较少记载军事或战役方面事物，但并非全然不载，诸如700、701、703、714、720、727、729、736、737、741等诸年的纪事（实际不仅于此）[45] 都涉及了军事或战役层面的事物，[46] 就如同B.M.8212虽记载军事或战役较多，却也未忽略记载其他事务。显然，所谓为不同目的而抄录大事纪年的说法，似言过其实。其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吐蕃王朝的官员文武分职并不十分明确，例如802年吐蕃试图为维州解围的论莽热，就是以大内臣（ནང་བློན་ཆེན་པོ།）的身份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领兵10万。[47] 更何况吐蕃地方实施军政、民政合一体制，各地区最高首长如翼长（རུ་དཔོན།），军事占领区的德仑（བདེ་བློན།）、各军镇（ཁྲོམ།）的首长将军（དམག་པོན།），多思麻地区（མདོ་སྨད།）的总管（དབང་པོ།），乃至千户长（སྟོང་པོན།）、节儿（རྩེ་རྗེ།）等，均属军职领民政的架构。既然吐蕃各地方统治机构均为军民合一体制，何来将大事纪年按文官或军事需求加以抄录的现象？
四、《吐蕃大事纪年》所反映吐蕃纪事习惯与历史观念
1.纪实史观的呈现
《吐蕃大事纪年》之记载内容，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每年必载赞普的行止。例如P.T.1288于650年开始于记事的开头，记载赞普行止所在。IOL Tib J750与B.M.8212则于673年开始按夏、冬二季记载赞普驻跸所在。《吐蕃大事纪年》每年必载赞普行止，确为按实际记录，似未漏失或误载者，证据在于672年至675年之间，IOL Tib J750均按夏、冬二季记载墀芒伦芒赞赞普之行止，如672年夏居于祥地区的孙波河畔（ཤངས་གྱི་སུམ་ཆུ་བོ། ），同年冬居于南策林（ནམ་ཙེ་གླིང་།）；673年初夏驻于帕登木谷（ཕོ་དམ་མདོ།），仲夏驻于孙波河，冬牙帐巡临祥之让噶园（ཤངས་གྱི་རབ་ཀ་ཙལ།）；674年夏居于息立（ཟྀད།），加到交拉（ལྕོག་ལ།），冬则驻仓邦拉（ཚང་བངསྣ།）。[48] 由上述，吾人可了解吐蕃赞普每年按季节的不同，转换其驻在地。至676年墀芒伦去世，来年（677）开始，至690年止之15年间，仅记载墀都松赞普驻于辗噶尔（ཉེན་ཀར།），亦即，墀都松从676年甫出生即接任赞普，至其15岁期间，均居住于同一地点，并未更换牙帐所在。这反映了因其年幼，未如成年赞普般四处转换牙帐所在。由此可见《吐蕃大事纪年》之记载，如实反映，并不隐瞒。另如墀都松赞普之母后墀玛蕾（ཁྲི་མ་ལོད།），于噶尔氏家族获罪遭族灭后，《吐蕃大事纪年》于700—712年每年都比照记载赞普行止的方式，记载墀玛蕾行止所在，[49] 以此显现墀玛蕾于此13年期间以摄政身份主导政权的事实，丝毫不避忌。此即所谓“纪实”史观指导下所作的载记，当年发生何事，如实记载下来。并未因1岁婴儿继立为赞普，由其母后辅政，以及后续之2岁婴儿继承赞普位，由其祖母摄政等事，将不利于稳定政局，影响政权核心，而予以阙载。是以，避忌、曲笔、隐晦等史学弊病，于《吐蕃大事纪年》之中尚属少见。
2.王室统治权的彰显
不论P.T.1288、IOL Tib J750或B.M.8212等卷子于载记之首即写下赞普居住的处所，但当前任赞普去世，于来年先载前任赞普遗体所在，次载现任赞普行止所在，至前任赞普出殡后，方于每年起始处记载现任赞普住处，除此毫无例外。此种载记方式，意味着代表吐蕃最高权力的不中断与延续，并宣示吐蕃主权所在。
按吐蕃王室悉补野氏系以天神之子降世人间，作为统治人世的理论依据，此理念就连唐人都有所耳闻。[50] 悉补野氏以此理念取得其他氏族部落的支持与拥戴，与吐蕃各地方势力角逐。随着控制地区日广，控制人口愈众，旧日传统的组织与办法，已左支右绌，无法再据以维持政治与社会之秩序，而导致崩溃。遂于重建吐蕃社会秩序，建立吐蕃王朝政府组织之时，引进了中原名分秩序的观念与作法。利用赞普以天神降临人间，使天人和谐，万物滋长的象征意义，与中原典籍所载“天命论”的神似，主张吐蕃王室统治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故一世万代，无容他姓瓜代。遂于每年记事的起始叙述赞普行止所在，向全蕃宣示王迹所在，以彰显吐蕃王室的统治权力。此为《吐蕃大事纪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3.统治阶层活动的纪录
按唐代吐蕃的统治阶层是由一群自称为天神后代，下凡统治人世的氏族集团所组成。其中雅隆的悉补野氏族（སྤུ་རྒྱལ། ）以最尊贵的天神之后下凡，获得众氏族的支持，成为全吐蕃的共主。雅隆悉补野氏藉此取得吐蔷统冶阶层最上首的位置，号为赞普．其余氏族出任吐蕃王朝的官员，由赞普封赐采邑、告身，得以庇荫未担任玉朝公职的氏族成员，相对干被统治的元氏族名望、不重视姓氏出身的平民阶层！从而形成吐蕃的贵族阶层。吾入纵观现存《吐蕃大事纪年》的所有载记内容，全属吐蕃王室与官僚活动的记录，加上少部分与属旭、外邦的交直俏息，其余有关未至蕃延任一官半职的贵族，以及平民百姓的活动或纪录等，甚至如民间所发生垦大事务！诸如灾害、节庆、生活上熏大的变化等！除684年载及牲口疫病外，[51] 长达百余年的大事年表竟对民间大事载记，尽付阙如。由此可见《吐蕃大事纪年》仅记载了吐蕃统治阶层的活动，而吐蕃统治阶层又全属天神的后代，就笔者个人的理解与体会而言，《吐蕃大事纪年》所记载者，全属“诸神的芳踪”，几全是诸神向黔首平民抽税、征集劳力兵役，或是彼此间互动、角力的结果，或是与属地、外邦的过从等等的纪录。这如何会是属于“侧重于一般社会生活的记载”？
由于从673年以后，每年必载集会议盟，也几乎每隔数年都记载向民间征收“牛腿税”（གནག་ལིངསབཧཔ།）[52] 、“农田贡赋”（ཞིང་གྱིཕྱིང་རིལ་བགྱིས།）[53] 、“肉税”（ཤ་ལིངས་ཆེན་པོབཏབ་ཕ།）[54] 、“大料集”（མཁོས་བགྱིས། མཁོས་ཆེན་པོ་བགྱིས།）[55] 、“税赋”（ཁྲལ་ཕབ་ཕ་བསྡུས།）[56] 、“地亩赋税草税”（ཀླིངས་གྱི་ཕྱིང་རིལ་དང་སོག་རིལད་བགྱིས།）[57] ，调查人口等等。由此可见，征收税赋等为吐蕃王朝年度大事。
4.天下唯我独尊的表露
就《吐蕃大事纪年》的载记内容而言，几全属吐蕃范围内包括属地之事务。对于域外，除战争、使节来致敬外，例不载入。此对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还，致力于向外扩张，向外夺取大批土地，扩大王朝的版图与影响力的实际情况，显得格格不入。按理，对于一个控制广大疆域的吐蕃王朝而言，对外重大事件包括与唐媾和、缔结和约等理应载入大事纪年，例如与李唐于705年的神农会盟、714年的河源会盟、762年的鸿胪寺歃盟等，又如吐蕃历次向李唐派发使节，前后不下百余次，其中除二次迎婚的使者以外，其他一如唐蕃会盟，《吐蕃大事纪年》之中并无只字置词。
笔者以为上述现象反映了当时吐蕃的心态，其一：吐蕃对外扩张之策略，绝不重视对外之任何承诺，对外之谈判媾和均属谋略中的一环，绝少真诚以对，此反映在大事纪年上的书写，不置一词，正显示外交为吐蕃王朝次要事物，此与李唐云吐蕃不讲信义，不遵守约定，[58] 正相呼应。其二：以天神之子作为赞普的吐蕃，在当时国际间自认为非比寻常之国。因此，在外交礼仪上，力争与李唐对等的待遇；不论是李唐、突厥默啜、西突厥、南诏、突骑施所遣之使节（ཕོ་ཉ།）不问来访事务性质为何，一律使用“ཕྱག་འཙལ་ད། ”（礼敬、叩头、稽颡）的词汇。[59] 此与李唐对域外使节来唐，一律以“遣使来朝”、“遣使朝贡”等词汇书写，如出一辙。天下唯我独尊的姿态，表露无遗。
5.规范用字遣词，已具国史编纂规格
吾人观《吐蕃大事纪年》的载记，对于王室成员的行止、各种活动，以及政府官员所作各种措施等，每件相同的活动、措施，都使用相同的词汇，例如赞普居处所在用“བཞུགས། ”，跸所移至他处用“གཤེགས།”，赞普去世用“དགུང་དུ་གཤེགས།”，臣下去世则使用“གུམ།”，为区别君臣，二者明显使用不同词汇，于此可见有所规范。另如处臣下极刑用“བཀུམ།”，治臣下之罪用“བཀྱོན་ཕབ་（བབ）།”，臣下不忠谋反用“གློ་བརིངས།”。又如召集盟会用“འདུན་མ་བསྟུས།”，大臣前往观察属地用“མཆིས།”，清算罪臣财产用“ནོར་བརྩིས།”，征大料集用“མཁོས་བགྱེས། ”，为王室发丧用“མདད་བཏང་། ”等等。亦即，什么事件用什么词汇记载，都经过规范，否则650—763年，长达百余年的大事纪年所使用之词汇，不可能如此齐一。
然而《吐蕃大事纪年》仍有未齐一规范之处，例如起首纪年的记载方式，有用“……འྀ་ལོལ་བབ་སྟེ།”者，亦有以“……འི་ལོ་ལ།”呈现，删去了“བབ་སྟི། ”二字；又如赞普驻跸，有直接以“བཙན་པོ……ན་བཞུགས།”方式呈现，[60] 有用“བཙན་པོ་ཕོ་བྲང……ནང་བཞུགས།”[61] 或“བཙན་པོའི་ཕོབྲང་……དུ་བཏབ།”[62] ，亦有用“ཕོ་བྲང་ན་བཞུགས།”[63] ，虽上述引文意义均相似，然美中不足。更有未遵照一年中所发生之事，载入同一年中之原则者。《资治通鉴》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冬季十月戊寅（初九）记载蕃军攻入长安，[64]至十月庚寅（二十一）撤出长安， 此即吐蕃攻占李唐京师13天，为吐蕃武功最辉煌的一页。但《吐蕃大事纪年》却将此事载于762年的冬季项下，而形成错乱。乌瑞与道特森以为此为吐蕃后期方编写《吐蕃大事纪年》的证据，因而将762年与763年之纪事，编写在同一年762年当中。 [65]笔者以为也有可能是因吐蕃史官，试图将吐蕃攻占唐京一事的来龙去脉，连成一气编写而出。由于762年吐蕃已将李唐贡奉的绢帛分赠千户长以上官员，接着因李唐新任皇帝反悔，不愿履行前朝皇帝的允诺，并拒绝将763年份的绢帛输送至吐蕃，引起赞普的愤怒而报复，遂遣将兴兵入唐京师，惩罚失约之举。殊不知，从输入绢帛到反悔并拒绝之间已是来年之事，吐蕃史官未察，导致错误。但如此写法已大有“纪事本末体”体例的味道了。
6.载记太过简约，失去事件原貌
《吐蕃大事纪年》记载简约为其特色，但也因简约太过，不但失去事件原貌，也容易造成读者误解，例如P.T.1288于羊年（659）记载：
ད་རྒྱཁ ལ：མང་བོ་རྗེས ། མཚོ་ནག：སྟོང་རུར། རྒྱ་སེའུ：དེན་པང་ ང ང་ ། ནོལ：ཐབས：བགྱྀསྟེ། ད་རྒྱལ་གྱང་གུམ་ཞིང：བརྒྱད：ཁྲྀསྟོང་ལ：རྟུགཔ་ཕར་：ལོ་གཅིག།…… [66]
笔者暂不翻译上引文，原因其载记似乎已提及了时间：羊年（659）、唐蕃双方主帅姓名：达延芒保杰（ད་རྒྱལ་མང་པོ་རྗེ།）、苏定芳（སུའེ་དེན་པང་།）、战争地点：乌海的东岱（མཚོ་ང་སྟོང་རུ། ）、战争结果：达延阵亡以及关键的一句话“བརྒྱད：ཁྲི་སྟོང་ལ་：རྡུགས་ཕ།”。上述对于战役的记载要素似已齐备，较之670年大非川之役记载之简略，有如天壤。但问题在于关键的结果，吐蕃史官从不于战役结果写上胜或负，加上因用字简约，致语意不明，导致后人阅读困难。上引“བརྒྱད：ཁྲི་སྟོང་ལ་：རྟུགས་ཕ།”，有理解以“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67] ；亦有译成“将八万灭剩一千”[68] 。二者孰正？这就是记载史事因语词隐晦，造成不清不楚的结果，让后人费疑猜，致史事混沌不明，是为史学大忌。
查阅汉文史料，于659年前后均无苏定方与吐蕃对战的载记，有之为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一月癸亥，苏定方讨思结俟斤头曼，[69] 地点应在今新疆与中亚地区，而达延芒保杰则属吐谷浑氏族，主要活动地区在今青海与西藏，[70] 二者似无对战的可能。特别是苏定方擒拿头曼，于来年（660）正月回京献俘，[71] 显然，苏定方打了胜仗完成任务凯旋回师。准此，倘若苏定方真与达延于新疆地面对战，胜利结果似在唐方，那么吐蕃不但吃了败仗，还折损主将，如此大事，为何李唐史册失载？倘若苏定方失败，那么为何660年三月，唐廷立即以新败的苏定方领军讨百济？[72] 苏定方能隐瞒战果？特别是8万部队只剩1千的情况下，似乎可能性甚微。唯一可能是《吐蕃大事纪年》所记载唐将སེའུ་དེན་པང་། 并非苏定芳，另为他人，但对战人数既为上万，应属大战役，为何唐方失载?除非李唐晦败而隐昵阙载。上述的猜疑，均因《吐蕃大事纪年》太过简约的词所造成者。
吐蕃史官在战役的载记上，似乎喜以“屠戮很多人”的写法代替胜负，例如670年大非川之役载“ཇི་མཁོལ་དུ：རྒྱ་མང་པོ：བཏུངས་ཕ།”[73]，汉译：“于吉玛廓屠戮很多唐人”。又如695年记载论钦陵与李唐王孝杰于吐谷浑大战结果云：“རྒྱ་མང་པོ་བཀུམ་བ།”[74]（杀很多唐人）。反观《资治通鉴》则载此事于696年三月壬寅云：“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745年《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吐谷浑王与论莽布支二人攻下计巴堡（མཁར་ཇིད་པ།），并于本昆大堡（པུན་རྒྱན་མཁར་པོ་ཅེ།，应为石堡城）歼灭来犯唐军时，以“རྒྱ་ཕལ་ཅེརབཀུམ།”（杀掉大部分唐人）的方式呈现; [75]新面貌 而《资治通鉴》载：“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76] 比较二者，很能突显吐蕃方面载记战争侧重杀戮，不书胜负结果的特色。
五、结论
吐蕃史官于705年记载：“པོང་ལགར་ང་ཏུ：བཙན་པོ་གཅེན་ལྟ：བལ་པོརྒྱལ་ས་ནས：ཕབ།”[77] （于邦拉让，赞普兄啦拔布遭罢黜王位），毫不避忌地向世人揭露一桩宫廷政变，已继位为赞普的啦拔布（ལྟ་བལ་པོ།）遭罢黜，改立啦拔布之弟甫二岁的野祖如（རྒྱལ་གཙུག་རུ།）为赞普。[78] 虽然吐蕃史官所使用的词汇，诸如“རྒྱལ་ས།”（王位）、“ཕབ།”（罢黜、贬降）等，似乎是站在当权者的立场纪录此事而非使用类如“赞普位”[79] 、“撤换”等词汇，但此纪录是在前任赞普母后墀玛蕾掌控政权的情况下，仍毫不避讳地秉笔将实情纪录下来，透露了前任赞普母后墀玛蕾主导赞普位争夺的实情。这就是吐蕃时期编写国史最大特色之一：吐蕃史官在“纪实史观”的理念下，编写了《吐蕃大事纪年》。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吐蕃史官也是站在吐蕃王室的观点与立场记载往事，例如670年影响深远的唐蕃大非川之役，吐蕃大论论钦陵立下不世之功，《吐蕃大事纪年》竟连其姓名也予以阙略，功归赞普。此反映了一个事实，不论臣下功高震主，抑或掌握实权，在吐蕃史官笔下，赞普永远高居首要，绝无“反映当时双方（君臣）力量对等的事实”[80] 的情况，因为所有朝廷大事，均以赞普之名加以实践，均为臣下替赞普效命。
综合上文所述，吾人可确定《吐蕃大事纪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帝王《本纪》，因为吐蕃史官所选择每年必写的题材，即彼等所谓的大事，是为王室成员的活动，包括赞普的行止、王子的诞生、王室的婚媾、王室的丧葬等。显然，吐蕃的史事载记是以吐蕃王室为中心，举凡吐蕃大事均环绕于吐蕃王室，等同于吐蕃王室的大事纪年。其次方载及夏冬二季在吐蕃各地的盟会，以及诏命颁发、官员任免、税赋征收、兵员征调、人口调查、对外战役、使节来贡等等，凡此均在每任赞普名下，逐年记载。就算前后任赞普接续之交，也必定按顺序载前任赞普升天，次载前任赞普遗体停厝所在，再载现任赞普驻跸处所。如此有规范、有条理的载记，确定在每任赞普名下，逐年记载诸事，而诸事只见提要，不见内情。如此载记形式与内容，既非“治国艺术的手册”，更非“吏学指南”。
从上文对《吐蕃大事纪年》的诸多层面讨论结果，吾人可以看到吐蕃历史编纂与书写，诸如记载的表达方式与中土历史书写容或有些差异，但大体上颇受中土的历史书写与编纂所影响，这已是中外学者所共同认定的事实。按人类学家已有“每个文化往往以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其历史经验，因而凸显出各自文化特色”的看法，[81] 亦即文化界定历史，历史反映文化，一个民族的历史书写与编纂，具体地呈现了该民族的文化。由此看来，唐蕃在文化关系上的密切程度，超出吾人所能想象。
注释：
[1]汪幼绒：《藏族传说所呈现的文成公主》，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第3页。
[2]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713—750页。
[3]武内绍人著，沈卫荣译：《〈吐蕃王统纪年〉中一个源自〈史记〉的段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4]同上，第46—47页。
[5]林冠群：《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5页。
[6]此文收录于林冠群：《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注4。
[7] 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第32—33页。
[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9] 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10] 同上，第80页。
[11] 林冠群：《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第2—5页。
[12]Kazushi Iwao，A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 of the Tibetan Royal Annals in St.Petersburg.in Yoshiro Imaeda etc.ed .New Studies of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s ： Philology ， History ， and Religion .Tokyo.2011.pp.245—255.
[13] Kazushi Iwao，loc.cit.p.246.
[14]同上，p.253.
[15]Chang kun，An Analysis of the Tun-Huang Tibetan Annals.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5.no.1、2.1959/1960.pp.122—173。
[16]乌瑞著，萧更译：《吐蕃编年史辨析》，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67页。
[17] 同上，第56页。
[18] 同上，第64页。
[19] Leonard W.J.van der Kuijp，Tibetan Historiography.In José Ignacio Cabezón & Roger R，Jackson.ed. Tibetan Literature ： Studies in Genre. Snow Lion Publication.New York.1996.pp.39—40.
[20]Brandon B.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History .Wien.2009.pp.1—299.
[21] Brandon B.Dotson，op.cit.pp.25—73.
[22]同上，p.11.
[23]同上，p.14.
[24]同上，p.14.
[25]杜维运：《中国文学史》［M］（第一册），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 第84页。
[26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etains 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1978，1979.vol.2.P.T.1288.pl.580.第50行。
[27]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咸亨元年（670）夏，四月条；秋，八月丁巳条。台北：逸舜出版社，1980年。
[28]《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咸亨元年（670）秋，八月丁巳条。
[29]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IOL Tib J750.pl.585.第125—126行。
[30]《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三年（703）夏四月条。
[31] 《资治通鉴》卷208，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夏四月辛巳条。
[32] 《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乙亥条。
[33] 《资治通鉴》卷209，唐睿宗景云元年（710）正月丁丑、己卯、二月癸未等条。
[34]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B.M.or.8212(187).pl.594.第49—55行。
[35]刘昫：《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台北，鼎文书局点校本，1979年。
[36]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
[37]《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
[38]刘知几：《史通•内篇》，卷2。二体，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39]同上。
[40]乌瑞著，萧更译：《吐蕃编年史辨析》，第56、64页。
[41]同上，第59页。
[42]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贤者喜宴》）New Delhi .1962.叶109下，第2—4行。
[43]乌瑞著，萧更译：《吐蕃编年史辨析》，第62页。
[44]Brandon B.Dotson，op.cit.p.14.
[45]Chang kun， An Analysis of the Tun-Huang Tibetan Annals.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5.no.1、2.1959/1960.pp.144—145.张琨以为IOL Tib J750于下列年代记载了有关唐蕃战争情事：688、670、695、698、700、701、714、720、727、729、734、737、741等诸年。
[46] 详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2、96、97页。
[47]《旧唐书》卷195，《吐蕃传》。
[48]详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9页。
[49]同上，第92—93页。
[50]（唐）杜佑《通典》，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卷190，《边防六•吐蕃》记载：“或云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悉补野，因以为姓”。
[51]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90页。
[52] 同上，第4页，第23行。
[53]同上。
[54] 同上，第4页，第30—31行。
[55]同上， 第16页，第235、240行。
[56]同上， 第17页，第9行。
[57]同上， 第11页，第158行。
[58]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469—470页。
[59]请参阅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0页第139行、1第2页第164行、第15页第214—215行、第16页第246行。
[60]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3页，第18行。
[61]同上，第16页，第238行。
[62]同上，第17页，第2行。
[63]同上，第19页，第47行。
[64]《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763) 冬，十月条。
[65]Uray，Géza “The Location of Khar-can and Len-cu of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Varia Eurasiatica ， Sezged.1991.pp.205—206.另见Brandon B.Dotson，op.cit.p.14.
[66]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P.T.1288.pl.580.第36—37行。
[6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8页。
[68]Brandon B.Dotson，op.cit.p.86.
[69]《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四年（659）十一月戊午、癸亥条。
[70]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第696—699页。
[7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五年（660）春，正月条。
[72]《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五年（660）三月辛亥条。
[73]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IOL Tib J750.pl.585.第125—126行。
[74]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IOL Tib J750.pl.583.第71行。
[75]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B.M.8212.pl.592.第5—6行。
[76]《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四载（745）九月癸未条。
[77]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op.cit.IOL Tib J750.pl.584.第101行。
[78]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96—310页。
[79]白贵思（Christopher I.Beckwith）以为吐蕃赞普自认是四方天子中的天子，就是四方诸王中真正的王，其他王只能称རྒྱལ་པོ（king，国王）或རྗེ（lord，君主），是为次等、较小的统治者，为赞普（བཙན་པོ།）所统属。另美国学者华尔特（Micheal Walter）也以为现时བཙན之字义为“strong”（雄强），似无法十足地显示吐蕃王朝领导人，系由天神降为人世的特质，而且བཙན་པོ与རྒྱལ་པོ最大不同，在于赞普为神，所以超越其他的རྒྱལ་པོ།，这种超越性就展现于其所拥有的力量（བཙན）。详见白贵思教授于2008年6月10日英国牛津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央欧亚文化体系在吐蕃帝国：帝国信仰与早期佛教》（The 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Imperial cult and early Buddhism）的讲词；Michael L.Walter， Buddhism and Empire：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Early Tibet.Leiden.Boston.2009.pp.247—249.
[80]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第58页。
[81]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29页。
［作者简介］林冠群，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来源《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