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人家] 小金县两河口镇罗开祥老人：听他讲述红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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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当年红军的牺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两河人今天的幸福生活。”——罗开祥 

　　△罗开祥老人

　　一天上午，我去河边打水的时候，远远看见几位头戴鸭舌帽肩上挎着相机的游客围着一位当地的老人，游客们时不时地点点头，像是在倾听着什么。

　　我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听见老人说：“你们光照相不行，还要晓得我们两河的历史才得行，当年红军从两河过的时候是流了鲜血的……”我立即停了下来，仔细地端详着老人：头戴一顶白色毡帽，穿着一件陈旧的中山装，嘴角边稀疏地留着白胡子，额头上有很深的皱纹，大概70岁左右，但双眼却光芒闪烁，说话声也特别洪亮，讲到红军故事的时候，老人面带喜悦，精神抖擞，手不停地比划着。“……没有当年红军的牺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两河的今天，现在我就给你们讲解一下，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是35年……”我驻足和游客们站在一起倾听他的讲述。老人如数家珍，将红军当年的行军、会师、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全部经过娓娓叙来。游客们对老人竖起了大拇指，说：“老大爷，您讲得真好，我们佩服您，谢谢您。”

　　△罗开祥讲述红军事迹

　　待游客们走后，我带着诸多的疑惑立即走上前去：“大爷，您刚才讲得太好了，请问您贵姓？您是老红军吗？”“我姓罗，叫罗开祥，我不是老红军，红军当年从这里过的时候离现在都80年了，我今年才70岁，以前两河的苏维埃主席就是我的伯父，我从小就听他讲红军的故事。”老人骄傲地回答。

　　我对两河的红色文化不甚了解，一直想找机会详细地了解一下当地的红色经典故事，此次难得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考虑到他一直站着到现在，实在不忍再问下去，于是邀请老人到办公室坐坐，“就在这坐，还可以晒晒太阳”，老人婉言拒绝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们俩并排坐在水泥台上。

　　“罗大爷，那您给游客讲解红军的故事是收费的吗？收费的话您给我讲完之后我也付您一样的费用”，我诚恳地对罗开祥老人说。

　　“收啥子费哟，来这儿旅游的都是来看两河口会址和了解红军故事的，红军的故事我都清楚得很，红军长征是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的，要让那些游客不能忘记红军当年的艰苦生活，要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收费，收费我就不讲了”，老人似乎很生气。

　　我赶忙说：“对不起，罗大爷，我是刚来这儿上班的，不知道您是义务为游客讲解、宣传两河红色文化的，请您原谅”，“小伙子，做人啊，要知道感恩，你说要不是当年红军为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为我们农民当家做主，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我为游客义务讲解，是为了教育他们，得让他们知道红军当年是如何的艰辛；我在街上的时候，如果看见有游客我都会过去给他们讲一下。”罗大爷语重心长地说。

　　△罗开祥老人手书

　　“那请您给我讲一下红军当年的故事吧”，罗大爷右手提了提头上的毡帽：“好吧，那我就从我的伯父开始给你讲。我伯父是当年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成立的区苏维埃主席，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和他一起做农活，他对我很好，所以一直就给我讲红军的故事；当年啊，红军分成两路，毛主席他们从夹金山下来后进入小金县城，然后经过抚边到两河，在这里和从理县过来的张国焘会师，会师过后才在会址里面开的会。小伙子你不晓得，当年红军来这儿的时候生活条件有多艰苦，以前的两河穷啊，没有吃的，农民吃的就是青稞面、玉米糊，那时候土豆都是很好的东西了。红军来的时候不像国民党，国民党来了就抢粮食、抢东西，红军来了很有纪律的，吃了饭要给钱，没钱都要留点东西，老百姓都欢迎得很。我听我伯父给我讲，有一次当地的一个老百姓看红军没有吃的，就给毛主席送去3个火烧的土豆，主席吃了一个，剩了两个舍不得吃完，留在第二天吃。还有一个也是毛主席的故事，红军从小金到两河的时候，经过木坡时住在赵海山家中。当时，赵海山是红军的向导，赵海山看到毛主席吃的是一种混合了大米的玉米汤，没有营养。他自己家里也没吃的，想来想去，最后把自己家看门的狗杀了炖给毛主席吃。赵海山给毛主席一行带路，来到抚边。在离开抚边的时候，毛主席让一个通讯员从包内取出一双象牙筷子送给赵海山，并嘱咐他说：‘我叫毛泽东，要走了，留个纪念吧！’”

　　讲到这儿，罗老喝了口他随身携带的茶，润了润嗓子：“我伯父说那时候红军真的是很有纪律，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到现在，年龄大点的老人都会记得打粮队的故事，那个时候，由于小金县是高原啊，人口少，老百姓种的粮食也不多。红军从夹金山进入小金后粮食供应相当困难，没有粮食，又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啊，所以为了筹粮，红军后勤部就抽派人员成立了‘打粮队’，当时由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陪同红军到村寨去把地主的粮食从地窖里面拿出来全部收缴，支援红军部队，另外还从农民那里收购了一部分。对农民卖出的粮食公平合理的收购，每斛相当于现在的85斤左右，就给4、5个银元。有一次，到城隍庙沟一个姓车的家里去收粮食，车老头叫家里人把粮食拿出来，红军战士就叫车老头自己量4斛，按红军收购粮食的价格，给了车老头16个银元，车老头对红军说：‘我活60多岁了，一斛小麦能卖4个银元，你们价格给得太高了’，无论如何都不肯全收，红军管账的战士就给他说：‘老人家，你们的日子也不容易，每斛给4个银元是公平合理的，请你务必收下。’车老头没办法，不好意思地收下了银元。那件事以后，车老头逢人就说：‘红军不亏待老百姓，买粮给高价呀……’

　　还有一次，打粮队来到抚边高卡，那里离抚边街太远，当天买到的粮食也很多。眼看天就快要黑了，当地的村民唐宗玉做好了晚饭，请打粮队的同志去他家吃饭，但红军战士坚持说不饿。后来唐宗玉生气地说：‘我又没有下毒药。’战士们才肯进屋吃饭。饭后，战士们按每人一个铜板支付了饭钱，唐宗玉怎么也不肯收。战士们就跟他解释说：‘老乡，这是我们的纪律，你如果不收下，我们就违反纪律了。’最后他才收下了铜元。红军战士跟随苏维埃工作人员上村下寨，从河坝峡谷到雪山牧场上，红军战士都遵守纪律、说话和气、尊重百姓。即使是走了半天的山路，再渴再饿，他们都从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罗老讲到这突然顿了顿，说：“现在的生活好了，过去是路有冻死骨，现在哪儿能看得到冻死的人呢。从中国的历朝历代来看，任何朝代都有苛捐杂税，现在不但没有这些税，国家还要给补贴，给低保，小伙子你说，现在政策多好！只是可惜呀，很多牺牲了的红军战士没有等到这一天，唉！”罗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茶杯的盖子紧了紧，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边走边说：“共产党才是真的对我们老百姓好哦！”

　　望着罗老步履蹒跚的背影，我不禁陷入了沉思，一位70岁高龄的老人，能够竭尽全力地为我们每一位旅客、每一个人讲述红军当年的事迹，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我想，应该是对时代变迁有深刻感受，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亲身体会，才会升华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深情厚爱。罗老亦如此，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开拓者，还有什么理由不奋发图强呢？（文/谢永恒 专供中国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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